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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灰影,一只在济南振英街老槐树根洞里蜷了十二年的狸花猫。这树洞,就是我的全部世界。树干要三只像阿黄那样壮实的黄狗并排才能勉强合抱,皴裂的树皮比最老的龟甲还要深刻,一道褶子里就能藏下一整个夏天的雨和冬天的霜。我舔过那些裂纹,尝过雨水冲刷六十轮春秋留下的滋味,有民国的硝烟,那是又苦又涩的铁锈味;有解放时锣鼓喧天的欢腾,是飞扬的尘土里一丝微甜的盼望。更多的,是无尽重复却安稳的日升月落,是露水的清冽和槐米的淡香。我娘,一只眼神比最深的夜还要沉静的母狸花,在37年那个能把爪子冻僵的寒夜里,把我叼进这个散发着温暖木头气息的洞穴。她用粗糙温暖的舌头一遍遍舔顺我湿漉漉的胎毛,然后用尾巴圈着我,声音低得像地底根须的蠕动:“灰影,记着,守着这树,就守着咱的安稳。”她的心跳透过脊背传来,沉稳有力,和树洞外呼啸的风雪是两个世界。那时我信,全心全意地信。这信任就像树根扎进泥土,直到66年的夏天,一股裹挟着灰烬和某种疯狂躁动的热风,蛮横地吹了进来,把洞壁簌簌震下的尘土迷了我的眼,也把我娘那句话吹得七零八落,碎了一地。
振英街,我的王国,南北长不足两百步。青石板路早就被无数脚印、车辙和雨水磨去了棱角,滑溜溜的,映着天光时像一条僵卧的、黯淡的河。石缝是另一个生机勃勃的宇宙,马齿苋肥厚多汁,狗尾巴草在风里没心没肺地摇晃,它们的种子一代代嵌在那里,安静地传承。这里的生灵,从阿黄到最不起眼的蜗牛,都活在一套无声却坚固的法则里。这法则不像人类的告示贴在哪里,它更像老槐树那些看不见的根须,在泥土深处秘密交织,撑起了地面上这方寸之间的全部秩序。
街北头,那间早就没了人气的杂货铺,半边屋顶塌着,像缺了牙的嘴,那是阿黄的宫殿。阿黄是条正宗的中华田园犬,毛色是秋日阳光下最饱满的麦秸黄,胸膛宽阔,跑动时肌肉在皮毛下流畅地滚动。它最显眼的,是颈下那块被岁月和它自己舔得温润发亮的铜铃。杂货铺的老掌柜,一个总是眯着眼晒太阳的干瘪老头,在某个月亮很圆的夜里悄悄走了,再没回来,只留下这铃铛挂在阿黄脖子上,据说能辟邪。阿黄守着这废墟,从不越界到南头粮店的地盘。它的生活精确得像日晷的投影:清晨,沿固定的路线巡逻,在几个关键的墙角、石墩留下气味标记。晌午,趴在唯一完好的那道门槛上,让阳光把它的毛晒得蓬松发热;黄昏,则半眯着眼,等着南头那些不识好歹偶尔窜过来的老鼠,给它添点零嘴。阿黄是温和的王者,它允许街坊的孩子揪它的耳朵,容忍刚会蹒跚走路的小奶猫把它当成会呼吸的山坡,爬上爬下。它是振英街默许的守护者,它的存在,就是一种安稳的象征。
街南头,县学街那高大却斑驳的屋檐下,是疤眼鸽群的城池。疤眼是只左眼带着一道深刻疤痕的雄鸽,灰蓝色的羽毛在阳光下有金属的色泽。它的翅膀曾折过,飞起来有些微的不平衡,也飞不远,但那份因伤痛而磨砺出的警觉和由此建立的公正,让它赢得了整个族群的拥戴。鸽群规矩森严:每日清晨,只在振英街上空顺时针盘旋三圈,绝不多一圈飞向城外黑烟滚滚的工业区;觅食时,最年长的鸽子先落下,然后是壮年,最后才是扑棱棱急躁的幼鸽,秩序井然。疤眼和阿黄之间,有着牢固的盟约。鸽子们是天生的瞭望塔,发现危险——比如偷鸡的黄鼠狼,或者行迹可疑的生面孔——就集体振翅疾飞,那一片哗啦啦的羽声就是最高警报。作为回报,阿黄负责清理那些觊觎鸽蛋和雏鸟的威胁。有时,鸽群会在觅食时特意留下些饱满的麦粒,扫到杂货铺前的空地上,那是给阿黄的“贡赋”,也是盟约的实体。
老槐树本身,则是麻雀王国。领头的公麻雀叫喳喳,羽毛油亮得泛着紫黑色的光,嗓门极大,精力无穷。它是振英街的“包打听”,城里哪个粮站新卸了货,哪家院子晒了芝麻,甚至河边哪片芦苇荡虫子最肥,它都一清二楚。麻雀们虽然吵闹,却也守着底线:只捡拾田间地头、场院内外自然散落的谷物,绝不主动去啄食晾晒的粮食或尚未成熟的庄稼。它们和我这树洞住民,也有默契。我守着树根附近肥沃泥土里的蚯蚓和甲虫,它们享用树冠层鲜嫩的槐花与草籽。偶尔,它们会丢下几条吃不完的小青虫,而我会把刨出来的肥胖蚯蚓段留在显眼的树根上。我们互不侵犯,偶尔互助。
在这之上,还有更精密的社会。墙根下,蚂蚁王国的通道纵横如地下宫殿,蚁后深居简出,工蚁们川流不息,沿着亿万次踩踏形成的固定“国道”运输食物,从不骚扰他族。砖缝里,蟋蟀家族每到夏夜便举办音乐会,各据一方,鸣声清亮而有节奏,是抚慰心灵的天然良药。就连那些背着沉重壳子的蜗牛,也在青石板的苔藓上划定了各自缓慢行进的轨迹,从容不迫。
这就是我的世界。我守着老槐树的根洞,日子简单得像一片重复飘落的槐叶。清晨,用舌尖卷取石板缝里沁出的清亮露珠。晌午,在浓得化不开的树荫下,枕着裸露的、温热的树根打盹,光影透过叶隙,在我毛皮上缓缓移动。黄昏,迈着轻悄的步子溜到巷口,那里常有被丢弃的鱼鳃、碎骨,带着海洋的腥咸或肉食的余味。阿黄有时会把啃得光洁的大骨棒叼来,放在树洞外,示意“分你一半”。疤眼的鸽群掠过,总会掉下几根换下的绒羽,我小心叼回洞内,铺成越来越厚的垫子,柔软而干燥。喳喳更是常客,带着它那群叽叽喳喳的随从,落在低枝上,唾沫横飞地讲城东粮仓新到的谷子堆成了山,或是护城河雨后混浊的水里翻起了多少肚皮朝天的鱼苗。
那时的振英街,笼罩在老槐树巨大而仁慈的树冠下,像一枚浸在宁静琥珀里的标本。生灵们各安天命,各守其土。偶有摩擦,比如年轻麻雀越界抢了鸽子发现的麦堆,或蚂蚁的运输队不小心淹没了蟋蟀的洞口,只需阿黄从喉咙里发出一声威严的低吼,或者疤眼扑棱着翅膀在那片区域上空盘旋两圈,争端便会平息。没有谁质疑这套规则,因为它已被时间证明有效,像老槐树的年轮,一圈圈累积出的,是共生的繁荣,是动荡人间里一份难得的、脆弱的安稳。
变故的苗头,最初是夹杂在风里的。
66年的春天来得诡异。老槐树刚抽出指甲盖大小的、嫩黄的新叶,一股风沙就从城东工业区的方向扑了过来。那不是常见的、带着土腥味的北风,这风颜色是灰黄的,挟着一股浓烈刺鼻的焦糊味,像是把木头、布料、还有别的什么说不清的东西一起扔进大火里闷烧后腾起的浓烟。天空被涂抹得脏兮兮的,连太阳都成了一个模糊的、惨白的光斑。
喳喳最先躁动起来。它带了几个最健壮、飞得最高的公麻雀,逆着那怪风往工业区方向去侦察。回来时,它们的羽毛失去了光泽,沾着细小的黑色灰烬,喳喳的嗓音都变了调,尖利而急促:“了不得了!那边在烧!烧得好大!好多木头架子,堆成山的纸,还有……还有像牌位一样的东西!烟柱子比最大的槐树还粗,直往上冒,天都遮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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