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了三天，共产 党没打下来，撤了。

刘德贵来电嘉奖：“王营长英勇善战，守住要地，记大功一次，赏大洋一千。”

钱，泽喜分给了弟兄们。功，他不在乎。他在乎的是，守住了，没人死。

这就够了。

可这仗，没完。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七月，襄樊战役打响了。

这次不一样，共产 党的主力来了，一个师，五千多人，配了重炮，要强攻店子上。

战斗打了七天七夜。泽喜的第三营，三百多人，打得只剩八十几个。弹药打光了，粮食吃完了，援军没来。

“营长，师部急电！”传令兵冲进来，“援军受阻，你部相机突围，向武汉方向集结。”

相机突围。泽喜看着电报，笑了。突围？往哪突？

“让弟兄们集合。”他说。

八十多个人，站在阵地上。一个个衣裳破烂，眼神木然。

“弟兄们，”泽喜开口，“师部命令，突围，往武汉撤。愿意跟我走的，走。不愿意的，把枪放下，换老百姓衣服，自己想办法回家。”

没人说话。良久，一个老兵开口：“营长，我家在襄阳城里，我娘还在……”

“想回家的，现在就走。”泽喜说。

走了二十几个。剩下的六十来人，跟着泽喜，从后山小路撤退。

撤退的路，比打仗还难。

共产 党的搜索队就在附近，枪声时远时近。他们不敢走大路，只能钻山林，过野地。饿了，挖野菜，抓田鼠。渴了，喝沟里的脏水。

走了十几天，到武汉。武汉已经乱了，满街都是溃兵，伤兵，逃难的老百姓。

泽喜带着五十几个人——路上又死了几个，走散几个——找到保安团在武汉的办事处。办事处的头儿姓钱，是个胖子，很热情。

“王营长，辛苦了！刘团长交代过了，你们一到，马上安排去台湾。船票都准备好了，明天早上就走。”

“刘团长呢？”

“刘团长昨天坐飞机先走了。”钱胖子压低声音，“现在局势紧张，能走的都赶紧走。你们是功臣，守洪山头有功，上峰特意交代，要好好安置。”

泽喜没说话。他看着办事处墙上那张中国地图，台湾在那么远的地方，隔着一片海。

“愿意去台湾的，跟我走。不愿意的，现在可以走。”他对那五十几个兄弟说。

没人动。

“行，那咱们就去台湾。”泽喜说。

晚上，码头。

人山人海。泽喜带着人，排队上船。船是条货轮，改装过的，能装一千多人。船身上漆着“太平”两个字。

“姓名？单位？”检票的军官问。

“王泽喜，襄阳县保安团三营营长。”

军官抬头看了他一眼：“你就是守洪山头的王泽喜？”

“是。”

“好样的。”军官在名单上打了个勾，“上船吧，三等舱，在底舱。”

底舱又闷又热，一股霉味。人挤人，像沙丁鱼罐头。

船开了。汽笛长鸣。泽喜走到舷窗边，看着岸上的灯火，越来越远。

“四哥，”陈小狗凑过来，“咱们……真去台湾？”

“嗯。”

“去了……还回得来么？”

泽喜没说话。他看着窗外，汉江水滔滔东去，流过襄阳，流过店子上，流过他守了八年的地方。

回不来了。去了台湾，就回不来了。

可不去，又能去哪儿？共产 党能放过他？他是国民党的营长，是守洪山头的“顽固分子”。

船在江上走了一夜。天快亮时，泽喜突然站起来。

“小狗，”他说，“我不走了。”

“什么？”

“我不去台湾了。”泽喜很坚决，“我要下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