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投降的消息传到后山营地时，泽喜正在磨刀。

那是把日本军刀，是去年打伏击时缴获的。刀身有血槽，刀刃锋利。他磨得很慢，很仔细，像在砌墙，一板一眼。

“四哥！日本人投降了！”陈小狗举着报纸冲进营地，激动得声音都变了调。

泽喜的手停了。他抬起头，看着陈小狗，看着那张报纸，看了很久，才说：“知道了。”

语气很平静，平静得让陈小狗都愣了。

“四哥，您……您不高兴？”

“高兴什么？”泽喜放下刀，站起来，“高兴死了那么多人，终于赢了？高兴这八年，总算熬到头了？”

陈小狗不说话了。他知道，四哥心里苦。死了多少兄弟，流了多少血，才换来这“赢了”两个字。可赢了之后呢？日本人走了，国民党和共产 党，该打起来了。

“让弟兄们收拾东西。”泽喜说，“明天，下山。”

“下山？去哪儿？”

“回店子上。”

“可店子上现在是废墟……”

“废墟也得回。”泽喜说，“那是咱们的家。”

第二天，泽喜带着八十多人，下了山。

店子上确实成了废墟。墙塌了，房子烧了，到处是弹坑，是尸骨——有些还没埋，在太阳底下发臭。

乡亲们陆陆续续回来了，看见家的样子，哭的，骂的，发呆的。长安也回来了，带着媳妇易秀兰——她抱着刚满月的儿子，站在王家老宅的废墟前，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

“四叔，”长安走过来，眼圈红红的，“这……这还能住人么？”

“能。”泽喜说，“墙塌了，再砌。房子烧了，再盖。人在，家就在。”

他开始带着人，清理废墟，重建家园。砖是现成的——那些炸塌的墙砖，还能用。木料去山里砍，灰去河边挖。一天天，废墟上慢慢立起了新的房子，新的墙。

可这墙，砌得不安生。

九月，刘德贵又来了。

他现在是襄阳县保安团团长，日本人走了，他这“抗战有功人员”官升一级，实权在握。这次来，带了更多的兵，一个连，一百多人，浩浩荡荡。

“王营长，”刘德贵很客气，甚至还下了马，“听说你在重建店子上，好事啊。上峰有令，要在鄂西北建一道防线，防共军南下。店子上是咽喉要道，要建个永久性工事。这工程，我想交给你。”

泽喜心里一沉。建工事，防共军。这是把他往国共内战的战车上绑。

“刘团长，”他说，“我这点人，这点枪，守店子上可以。可要建永久工事……”

“人，我给你调。枪，我给你发。钱，我给你拨。”刘德贵说，“只要你答应，要什么有什么。建成了，你就是保安团三营营长，军衔中校，驻守店子上。怎么样？”

泽喜沉默了。他知道，这是站队的时候了。站国民党，有钱，有枪，有官当。站共产 党，穷，苦，还可能掉脑袋。

他想起了李向阳，那个八路军的指导员。人不错，可穷。想起了那些八路军战士，面黄肌瘦，可眼神坚定。

可坚定有什么用？这世道，是枪杆子说了算。

“行，”他说，“我干。”

“好！”刘德贵拍案而起，“王营长是明白人！来，这是委任状，这是经费，这是图纸。一个月，工事要建好。建好了，你就是中校营长！”

工事开建了。

刘德贵说话算话，调来了工兵，运来了水泥、钢筋、铁丝网。泽喜亲自监工，按国军标准，在店子上周边建起了碉堡群、壕沟、雷区。

他用了“蝎子倒扒墙”的法子砌碉堡，墙厚三尺，能扛75毫米山炮直射。壕沟深两丈，底插竹签，浇粪水。雷区布了三道，用缴获的日本地雷。

工事建了一个月，建成了。刘德贵来验收，很满意。

“王营长，你是个人才。”他拍着泽喜的肩，“这工事，比国军正规军建的还好。从今天起，你就是中校营长，驻守店子上。记住，这儿是襄阳的东大门，不能丢。”

“是。”

泽喜穿上中校军服，站在碉堡上，看着这片他守了八年的土地。店子上，王家老宅，那堵高墙，那些新坟。

现在，他又要在这儿打仗了。打谁？共产 党。

这是他的家，他的根，他得守着。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国共内战全面爆发。

鄂西北成了战场。共产 党的军队南下，国民党的军队北上，在襄阳一带拉锯。

泽喜的第三营，守在店子上，像颗钉子，钉在共产 党的南下路线上。

四月，共产 党的先头部队来了，一个团，一千多人，要打开店子上这个口子。

战斗打响了。

共产 党的炮很猛，可泽喜的工事更硬。碉堡扛住了炮击，机枪封锁了道路，地雷炸翻了冲锋的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