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 在公元7至9世纪，中国西南民族地区以洱海和滇池为中心出现了一个由彝族统治阶级建立的南诏国政权，南诏国传世13代，历经274年之久，它与吐蕃政权同为唐帝国版图内两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最强大的政权，基本上与唐帝国相始终。由于南诏国地处西南极边，与唐、吐蕃为邻，处于唐、吐蕃之间，因此在唐帝国的西南边疆形成了唐、诏、蕃三方势力错综复杂的纷争局面，成为公元7至9世纪西南各族历史发展的主线，西南各民族皆在南诏国的统治下继续发展。

第一节南诏的起源和建国

一、南诏建国前西南民族地区的政治局面

南诏建国前，西南民族地区的政治局面错综复杂，各民族地方势力群雄争霸，形成“朋仇相嫌”、“喜相仇怨”的分裂局面。早在魏晋时期，被称为南中或南宁州的“大姓”和“夷帅”发展很快（第三编第四章已详述），到4世纪初（东晋初年）南中大姓势力曾一度受到东晋南夷校尉宁州刺史的严重打击而衰落一时，但此后“大姓”、“夷帅”之间的兼并更为激烈，互相兼并的结果最后只剩下一个爨氏“大姓”集团。爨氏便趁机盘踞宁州，只在形式上仍对中原王朝“奉正朔”，而实际是在地方闭关自守以发展和巩固自己的势力。到公元6至7世纪（隋末唐初），爨氏已形成为两股强大的地方势力，称为“两爨蛮”，即“东爨”和“西爨”，于是爨氏便称王于一方，“土民爨瓒窃据一方，国家（北周）遥授刺史”，爨瓒之子爨震袭职后，更是“臣礼多亏”。爨氏势力所占据的地区“延袤二千里”，“遂王蛮中”。爨氏的强大已对统一的中原王朝造成危害，因此在公元6世纪末任益州总管的梁睿就曾两次上书北周大丞相杨坚，建议征伐爨氏豪酋势力，但当时北周还没有力量去经营南中地区。581年，杨坚建立了隋王朝，这时打破南中爨氏割据，改变南中地区纷争的状况已势在必行，于是隋王朝派兵开通到西南的道路，接着又派遣韦冲为南宁州总管，梁毗为西宁州刺史（治所在今四川省西昌市）。还在南中地区设置恭州（今云南省昭通市）、协州（今云南省彝良县）、样州（贵州省境）。此时割据宁州的爨氏代表爨翫亦归附隋朝，隋朝便委任爨翫为昆州（今云南省昆明市附近）刺史。隋朝在西南地区统治的加强，对稳定这一地区的局势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隋朝派到南宁州官吏的苛暴，引起了当地各族人民的不满，“（韦冲）起为南宁州总管，持节抚慰……冲既至南宁（州）渠帅爨震及西爨首领皆趋参谒。其兄子伯仁随冲在府，掠人之妻，士卒纵暴，边人失望”。于是以爨翫为首的地方贵族势力便起来反抗。隋朝为了彻底消除爨氏割据势力，于公元597年（开皇十七年）派遣史万岁率兵前往镇压爨翫的叛乱。隋军自西宁州（今四川省西昌市）南下，“自晴岭川（云南省永仁县），经弄栋（云南省姚安县），次大勃弄（云南省祥云县）、小勃弄（云南省弥渡县）……度西二河，入渠滥川（云南省昆阳县），行千余里，破其三十余部，虏获男女二万余口”，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爨翫投降。但是由于史万岁受贿，没有给予叛乱的爨氏首领爨翫以致命打击，第2年爨翫复起反抗，隋朝再派杨武通率兵前往镇压，俘虏了爨翫及其子爨宏达等，并将他们押解长安。经过这两次大的军事打击，爨氏统治集团的中心人物被消灭，爨氏势力遭到致命的打击，爨氏统治区域缩小到原建宁、晋宁2郡地，但终隋之世，隋朝并未彻底解决爨氏在南中的豪酋势力。

公元7世纪初（唐初），南中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是“部落支离”，“首领星碎”的局面。洱海一带六诏争相崛起；滇东的西爨白蛮和东爨乌蛮内部也很不统一；边远地区的各部更是经常互相进行掠夺性战争。这就严重影响了南中各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各族生产生活的安定，这一地区的统一和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也成为各族的迫切要求。因此，唐高祖李渊在建立唐王朝后，便立即着手“开南中”的工作。唐朝首先释放了爨翫（这时已死）的儿子爨宏达，并将其送回云南，任命他为昆州刺史，利用爨氏在南中的影响，以“诱诸部”归附，于是西南少数民族中的贵族上层纷纷归附唐朝，唐朝便在其领地范围内广者设州，狭者设县，任命这些上层为刺史、县令。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更积极开展对西南各部族的招抚，然后广设羁縻州县，从621年到649（唐武德至贞观年间）唐朝先后在西南民族地区设立了104个羁縻州县。为了进一步开发南中，679年（调露元年）改交州都督府为安南都护府，与北部的戌州都督府（治今四川省宜宾市）、东北部的黔州都督府（治今四川省彭水县）相配合，从四面向西南民族地区推进。

对滇西洱海地区唐王朝也积极进行开拓，早在621年（武德四年）就在接近洱海地区的姚安一带设立云南郡，以此为据点，招诱西洱河地区六诏中乌蛮上层，任命他们为羁縻州具的刺史、县令。到664年，唐王朝改云南郡为姚州都督府，进一步加紧对洱海地区的控制。然而洱海地区的乌蛮贵族也在那里“兵戈相防”，寻找机会扩大自己的势力，兼并邻部的领土，实际上姚州都督府并未起到控制洱海各部族的作用。

在爨氏称霸滇东和唐初经营南中时，滇西洱海地区的“河蛮”和“乌蛮”势力亦逐渐发展壮大。公元6至7世纪初，滇西西洱河（洱海）周围地区居住的许多河蛮部落，大小数百个，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有数十种姓氏，其中杨、赵、李、董是豪族大姓。“河蛮”即西洱海河区的“白蛮”，这些河蛮无大君长，各姓分散，不相统一，各自发展着自己的社会经济文化。

在西洱河地区除众多的分散的河蛮村社外，还有更多的乌蛮部落与河蛮相互交错聚居，特别是得海西南地区山谷中有很多的乌蛮部落，这些乌蛮部落是南诏建国的主要民族。

洱海地区的河蛮、乌蛮，由于他们地处滇西受南中大姓、夷帅战乱的影响较少，并有从滇池、滇东因战祸而迁往洱海地区的汉族移民，他们直接促进了洱海各部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如河蛮有使用汉字记音的白文，有了历法，社会组织已进入了以地域为单位的农村公社阶段。经济上农业较发展，农作物有稻、粟、麦等，掌握了养蚕缫丝，种麻纺绩的技术，能畜养牛、马、猪、羊、鸡、犬等家畜和家禽。这些都为南诏统一六诏，建立南诏国打下了物质基础。

二、六诏的兴起和蒙舍诏（南诏）势力的增强

6世末7世纪初（隋末唐初），在滇东爨氏逐渐衰落的时候，滇西洱海地区的乌蛮、河蛮（白蛮）的社会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特别是洱海地区的乌蛮各部更是急剧地发展起来，形成了6个强大的奴隶主统治集团和4个势力较小的奴隶主集团，文献称为“六诏”或“八诏”。即《蛮书》所记载的“六诏并乌蛮又称八诏”。关于六诏史事自《蛮书》以后有很多文献记载，《新唐书·南诏传》云：“南诏，或曰鹤拓，曰龙尾，曰苴咩，曰阳剑，本哀牢夷后，乌蛮别种也。夷语王为诏。其先渠帅有六，自号六诏，曰蒙嶲诏、浪穹诏、越析诏、邆睒诏、施浪诏、蒙舍诏。兵埒，不能相君……蒙舍诏在诸部南，故称南诏。”六诏的分布区域是：

蒙嶲诏，在巍山县北至漾濞江一带，故又称为漾备诏；

越析诏，又称磨些诏，由磨些族建立而得名，在今云南省宾川县宾居街一带；

浪穹诏，在今云南省洱源县一带；

邆（邓）睒诏，在今云南省洱源县南部的邓川一带；

施浪诏，在今云南省洱源县、邓川之间；

蒙舍诏，在今云南省魏山县南，位居其它五诏之南，故又称南诏。

六诏中除越析诏是由磨些（纳西）族组成的外，其余五诏皆为乌蛮，即汉晋时期的滇西嶲（叟）、昆明部落繁衍而来的，他们是现代彝族的先民。

六诏以外在洱海地区还有4个势力较弱的统治集团，他们是石桥诏（在今云南省下关市一带），以石桥城而得名；石和诏（在今云南省大理市风仪镇一带）；白崖诏（在今弥渡县红崖盆地）；剑川诏（在今云南省剑川县）。这4个统治集团比之六诏其势力要弱小得多。

六诏的势力在6世纪末7世纪初时大致相当，彼此互不臣服，其中蒙嶲、越析二诏地域最大，兵力较强，蒙舍诏比之二诏稍弱。但自7世纪初以后，蒙舍诏有了迅速的发展，很快发展成为六诏中的最强大者。

蒙舍诏（南诏）起源于巍山，许多史志皆记载蒙舍诏的始祖为舍龙（又名龙伽独），明代蒋彬《南诏源流纪要》说：“舍龙自哀牢将奴罗居蒙舍，耕于巍山之麓，数有神异。孳牧繁衍，部众日盛。”舍龙是为避仇家自哀牢迁居蒙舍川后才开始逐渐从半农半牧转入定居农业的。

经过舍龙、细奴罗父子在巍山的开发，其势力迅速增长，迫使当时蒙舍川地区的白子国主“云南大将军”张乐进求不得不将王位禅让给细奴罗，拥载细奴罗为王。张乐进求还以女妻细奴罗，并“举国逊之”。这样以和平禅让与和亲的方式，解决了以细奴罗为首的乌蛮部落与张乐进求为首的白蛮（河蛮）部落之间的长期争斗，细奴罗终于成为巍山南部的最高统治者、蒙舍诏的大酋长。蒙舍诏自细奴罗后，又历经罗盛、盛罗皮、皮罗阁几世的艰苦创业，蒙舍诏日渐强盛起来，终于在8世纪初建立起强大的南诏国政权。

三、南诏国的建立

当7世纪末，唐朝正积极经营洱海地区的时候，此时唐朝西南边疆的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位于唐朝西邻的吐蕃奴隶主势力迅速壮大起来，统一了青藏高原各部。并不断派兵进攻唐朝西境，同时又自西北南下深入到云南洱海地区和四川的昆明（今四川省盐源县）地区，还与唐争夺四川北部的安戌城（今四川省茂汶县），其势直逼成都。吐蕃势力已构成对唐朝西南边疆的威胁，因此唐与吐蕃在洱海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吐蕃势力南下时，已经控制了洱海北部的剑川、浪穹一带的一些乌蛮部落，如果洱海其余地区再落入吐蕃之手，唐朝的西南边疆将受到更为严重的威胁。而当时洱海地区的乌蛮贵族们，为扩展自己的势力，则利用唐、蕃之间的矛盾，朝秦暮楚于唐、蕃之间，形成洱海地区的一些乌蛮贵族们“彼不得所即叛来，此不得所即背”，对唐、蕃“或叛或附，恍惚无常”。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之下，唐朝便决定从洱海各部中选择一个奴隶主集团加以扶持，让其统一洱海各部，使之既能控制洱海地区的局势，又能遏制吐蕃势力的南下，减轻吐蕃对唐朝西南边境的压力。权衡之后唐朝选择了南诏（蒙舍）奴隶主集团来完成统一洱海的使命。

唐朝选中南诏，是因为在洱海地区的六诏（或八诏）中，南诏的社会生产较之其它各诏为高，“蒙舍川……当五诏俱存，蒙舍北有蒙嶲诏，同在一川（平坝），肥沃宜禾稻，又有大池（洱海），周迥数十里，多鱼及菱芡之属……然邑落之众，蔬菜水菱之味，则蒙舍为尤殷”。畜牧业也与农业相配合发展较快，“孳牧繁衍”，说明农牧业都相当发达，这是统一六诏的物质条件。又因南诏地处六诏之南，最靠近唐朝的姚州都督府，便于唐朝对其进行控制。加之南诏在政治上一贯靠拢唐朝，“率种归附，累代如此”，“子弟朝不绝书，供献府无余月”。南诏第一代王细奴罗曾于永徽四年（653）被唐朝封为巍州刺史。细奴罗之子罗盛于武后时向唐朝入贡，大蒙恩奖，敕鸿胪安置，赐锦袍、金带、缯彩百匹，关系极为融洽。南诏还主动为唐朝讨伐叛唐投吐蕃的浪穹、施浪、邆睒等诏，表示忠于唐王朝。这些原因促使唐朝选择南诏来完成统一洱海地区的使命。

从734—737年（开元二十二至二十五年），唐朝调动姚州都督府的兵力协助南诏进行统一洱海地区的活动。唐朝派御史严正海等与南诏王皮罗阁一起制订了统一各诏及各部落的战略。

734年皮罗阁之子阁罗凤在严正海所率唐兵的配合下进攻石和城（今云南省凤仪县），皮罗阁率兵攻下石桥城（今云南省下关市），乘胜夺取了太和城（今云南省大理市太和村），并击败了邓睒诏，占领了大釐城（今云南省大理市喜州），接着在大釐城以北筑龙口城（今上关），很快控制了原西洱河河蛮各部地区。河蛮地区原先是受已归附吐蕃的“三浪”（即浪穹诏、施浪诏、邓睒诏）所管辖，于是“三浪”便联合起来对付南诏，因此皮罗阁亲率南诏兵与“三浪”抗争，将“三浪”打败，“三浪”残部退守剑川。736年唐朝又派内给事王承训率唐兵与皮罗阁“同破剑川”，将“三浪”彻底击败，统一了“三浪”地区。同时皮罗阁还出兵越析诏，将越析诏消灭，统一了宾川地区。在南诏王皮罗阁出兵统一洱海以北四诏的时候，对于与南诏毗邻的蒙嶲诏则采取了非军事统一的方法，这是由于蒙嶲诏与南诏是近亲部落，因此皮罗阁便以“推恩嶲利”的方法，吸收了蒙嶲诏的部众，进而将其领土兼并，统一了蒙嶲诏。至此，南诏在唐朝的支持下，完成了统一洱海地区各部的使命。

南诏皮罗阁在“效命”、“输忠”于唐朝的情况下完成了对六诏的统一。由于皮罗阁统一六诏的“功绩”，于是唐朝便对皮罗阁进行加封，“开元二十六年（738）九月，封西南大酋帅蒙归义为云南王……西南大酋特进越国公”。皮罗阁的诸子皆被唐朝封为刺史。唐朝对皮罗阁的册封，标志着南诏国历史的正式开始。

南诏国的建立是西南彝族和其它各民族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建立使洱海地区长时期的部落与村社之间的纷争局面结束了，使原来互相对立的、但社会经济的发展又要求共同联系起来的各个小部落集团统一了，这就有利于洱海地区各族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南诏王被唐朝册封为“云南王”，南诏王就成为唐朝设在洱海地区统治的地方王侯——地方长官，这是我国古代统一多民族的常见形式，因而它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有利于汉族与西南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有利于汉族与西南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四、南诏国的对外扩张

唐朝扶植南诏统一六诏的目的是企图借南诏的力量抵御吐蕃，以保证唐朝西南边疆的安全，但是南诏也有自己的打算。当南诏在力量薄弱时为得到唐朝的支持，便对唐朝百般恭顺，及至完成对洱海地区的统一，力量壮大之后，南诏乌蛮奴隶主们的扩张欲望便一发而不可收，因此对其邻境进行了不断地、大规模的战争。

南诏向外扩张的第一个目标是滇东两爨地区。8世纪中叶，滇东西爨白蛮和东爨乌蛮各部的经济已很繁盛，部落人口众多，“邑落相望”，“牛马被野”，对这片肥沃丰饶之地南诏早有夺取之意。正当南诏意欲得到两爨之地时，发生了滇东爨氏的反唐斗争，为南诏夺取两爨地区提供了机会。

746—747年，唐朝为巩固在两爨地区的统治，便加紧在滇东开辟“步头路”，修筑安宁城，企图在滇东爨区建立起统治据点。但是唐朝的这一行动激怒了滇东诸爨领主，引起了爨氏各部首领联合反唐。唐朝即派中使孙希庄、都督李宓等率兵前往镇压，同时唐朝又决定征调南诏兵配合行动，窥伺滇东爨区已久的南诏王皮罗阁便立即率兵东进。在唐、诏大兵压境之下，滇东诸爨恐惧，内部开始分裂。皮罗阁便利用诸爨内部的矛盾，进一步挑起诸爨内部的纷争，最后乘机尽灭诸爨领主，占有了滇东两爨地区。

748年（天宝七年）皮罗阁死，其子阁罗凤继为南诏王，阁罗凤命令进驻爨区的白蛮将领杨牟利以武力胁迫诸爨领主和爨区白蛮20余万人西迁保山一带，并将唐朝的势力也挤出滇东，从而完全控制了滇东爨区。

南诏占领滇东爨区后，与唐朝在云南的利益发生了矛盾，加之唐朝姚州都督府官吏的残暴统治，“卞忿少方略”，“多所求”，引起洱海地区各族人民的不满，阁罗凤也不能忍受唐朝越来越严厉的控制。为了完全摆脱唐朝的控制，于是阁罗凤首先出兵攻陷了姚州都督府，杀了云南郡太守张虞陀。公元751年、754年唐朝派遣剑南节度使鲜于伸通、侍御史剑南留后李窗率兵4次征讨南诏，唐兵皆被南诏击败，唐诏关系破裂，阁罗凤北臣吐蕃，与吐蕃结成同盟。公元756年（天宝十五年），诏、蕃共同出兵攻取了唐嶲州地，南诏与吐蕃瓜分了唐嶲州之地，会同以下归南诏所有。唐朝从此失去了在川西南“西抗吐蕃，南抚蛮夷”的重要据点，为南诏继续向北扩张扫清了障碍。

南诏在攻下姚、嶲州后，解除了唐朝北来的压力，接着便发动了向永昌及其以西各族的扩张战争。

762年（宝应元年）冬天，阁罗凤亲率大军西开寻传，征服了金齿、银齿、绣脚、绣面、寻传蛮、裸形蛮、朴子蛮、望蛮等民族地区，其军队西达今伊洛瓦底江西岸的祁鲜山一带，将众多的部落和民族纳入南诏国的统治范围。

南诏利用与吐蕃结盟的机会，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但随之而来的是吐蕃对南诏的控制日趋严重，最后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因此南诏王异牟寻转而寻求与唐和好，于794年（贞元十年）唐、诏在点苍山重新立盟和好，这就又一次给南诏统治者带来继续对外扩张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