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岭以西，其中尤其是陇山以西黄河及其支流湟水、大通河、洮河流域已进入青铜时代，但未出现较为统一的政权，历史文献对这些地区各部落的活动，缺乏明确的记载。考古文化则证明，在黄河上游及湟水、大通河流域，继齐家文化发展的有卡约文化和唐汪文化，年代大致相当于夏商至西周，经济由原始农耕向游牧转让。黄河中上游及洮河流域乃至岷山上游今川西北地区，继齐家文化发展的有寺洼文化和安国文化。这两种文化与卡约、唐汪文化年代相当，并与之有共同渊源和许多共同特点，今主要的不同是寺洼、安国两种文化仍是以农耕为主要文化，畜牧业占明显比重，对于上述黄河中上游及上游两大类型的青铜文化，考古学界与民族史学界都判断属于氏羌族群的文化遗存。他们在政治上与夏、商王朝有何种联系无明确的记载，在经济、文化方面与中原地区的相互影响，则已在考古文化中有所反映。
子午岭以东，渭水流域及陕北，山西、河南西部，在夏代或为夏朝中心地区，或为夏朝西部诸方，除夏启曾对有扈氏进行征伐涉及今关中地区，很少见到夏王朝与西方及西北方各族矛盾冲突的记载。
《诗·商颂·殷武》说：“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可能在商灭夏之后，西方与西北各部落方国随之臣服，但商代中晚叶，武丁以来的甲骨卜辞却反映出商代主要边患与征伐方向都比较集中在西方和西北方，主要方国有土方、方、羌方、鬼方与周方等。
在这些方国中，土方与方为西方劲敌，卜辞记录往往是商王亲征，对土方，武丁妇好也曾统兵征伐。卜辞中“登人”是征伐征集军队的意思，征土方、方一次征集达3000人，甚至5000人，征伐和入侵的次数也非常频繁。
早在1930年郭沫若先生已提出“所谓土方即是夏民族”，其分布断定在今山西北部至内蒙古一带；1989年甲骨学家胡厚宣撰《甲骨文土方为夏民族考》，详征甲骨卜辞与文献记载，断定土方在今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即夏遗民之未服商朝的方国，武丁时屡次进行征伐，然后在山西南部河汾之间今山西省翼城县一带筑大邑镇抚，此即夏人中心区域，文献称之为大夏之地，“所以殷武丁以后土方反叛入侵及殷王征伐土方之卜辞大为减少了”。按卜辞记录推断，土方在商之西与西北，方更在土方之西，则方可能是分布在今陕北与晋北一带的游牧民族。
羌族在卜辞中，专称指称为羌的方国，泛称则包括西方与西北各部落和方国。陈梦家先生《殷墟卜辞综述·方国地理》所举武丁时一次征伐方的卜辞，征集归好之族3000人，“旅万人，共万三千人”。此外，还有北羌、多马羌等专称。《综述》共举关于北羌、马羌的卜辞五条，只有一条是记录对北羌的征伐，其余四条都记录着北羌与马羌对商朝的臣服。陈先生推断，马羌可能是马方之羌，也可能是马方与羌方。北羌与马羌既是臣属于商的羌人方国，总不出商的西边和西北边境的附近。
从事甲骨学研究的专家，曾对武丁以来的边患与商朝的征伐作过统计性研究，不仅发现卜辞表明当时的主要威胁来自西起汧陇，从西方和北方环绕商朝的地带，而且有时西方或西北各部落、方国“联合行动或结成联盟时，方常常居于主导地位。在有关战争的卜辞中，涉及方的不论数量还事类上看都居首位”。卜辞中对方战争的记录达二三百条，土方也七八十条、对下危、巴方等战争内容也三五十条不等，“而对羌方、马羌、羌龙战争卜辞的总合不超过三四十条”。但卜辞中商朝捕获羌人（“隻羌”）或用羌人作人牲、做奴隶，都是统称为“羌”，却不具体记载是方人、土方人、下危人，还是巴人。“这就启示我们，商代用人牲的羌的涵义并非仅限于羌方的臣民，而是对西北游牧民族的统称；‘隻羌’卜辞不是卜对羌方的战争，而反映了对西北各方国边民有组织的劫掠运行”。
商朝不断向被他视作羌人的各部落、方国进行征战，有时并非因为被征伐的部落、方国有侵入与掠夺行为，而是专为捕掠人口，即“隻羌”，除此以外，商朝还强迫已被征服的部落、方国进贡人、畜等，充分表现了奴隶占有制的商王朝民族压迫的特点。他们将这些主要是俘获也有一定数量进贡的羌人，用于祭祀祖宗、上帝、河岳或祈年、法灾等重要祀典，从两三人至上百人不等，其中武丁卜辞有“戊子卜，宕，贞亩今夕用三百羌于丁。用”（契，245），“丁是武丁至祖庚、祖甲之世祭祀最隆重的祖先之一，多认为是指祖丁。辞末缀验辞‘用’，表现占卜后三百羌人一次被杀祭了。这是甲骨文中能确知的一次实际杀祭的最高数字”。在用作人牲的羌人中，不仅有一般的羌人，还有用“二羌白[伯]”的记录，而对夷人、奚人很少见用作人牲的记录，“以国族名相称的人牲除羌以外，出现在卜辞中次数一般较少，有的仅一二条”。除了作人牲，羌人奴隶多用于作畜牧生产，偶也有用于农耕生产，这些生产奴隶奚人及其他各族较多，而羌人则主要是用于作人牲。陈梦家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羌可能与夏后氏为同族之姜姓之族是有关系的”。其他如郭沫若、顾颉刚、董作宾、胡厚宣等老一辈甲骨学与古史专家及上引罗琨的论文，都有类似的看法。
在被商王朝当作羌人或氐羌的方国中，也有和商朝关系比较好、甚至在商朝做官，参与商王对羌人的征伐，或者先与商处于敌对关系，后又成为商朝诸侯的。前者如鬼方，卜辞记录表明不仅罕见商王对鬼方的战争，而且“鬼族的代表人物良武丁时起就参与王朝的祭祀、征伐、掠夺羌人等活动，常与当时统治集团中的一些重要成员相提并论，连是否‘得疾’都受到商王的关心”。《史记·殷本纪》记述纣王曾“以西伯是、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即鬼侯。在卜辞中也有占卜是否让鬼族人参加祭祀作杀牲者，“验辞记占卜结果令鬼与周一同担任这个职务”。纣时“三公”是何种性质的官，难断，卜辞中有令鬼与周同参加商王祭祀活动作杀牲人的记载，证明商末鬼方与周的首领确曾在商王朝廷用事。
总括子午岭以东被商王朝统称为羌的部落与方国，大致有三种情形：一种是游牧的羌人部落，但受商的文化影响较多，在今山西北部、陕北至河套一带发现商代这种游牧人的文化遗存颇丰富，方是这种人的代表。他们是商朝在西方的劲敌，是商朝主要的征伐对象。一种是夏遗民之未臣服于商朝者，如土方，经过征服，可能大多与商融合，也可能有一部分往北成为匈奴人的来源之一，对龙的崇拜等文化特征在匈奴人中流传，大概与夏人遗裔土方加入匈奴族体有关。第三种即如周人、鬼方等，与商王朝关系较好。周人是华夏三支主要来源之一，鬼方与楚人关系密切，也和春秋时赤狄等隗姓狄人有渊源关系。在古代民族史上，对鬼方的族属争议极多，他们如何被误认为是商朝西北方劲敌，将在周代氏羌诸部中叙述，兹不赘。
三、西周及春秋时期的西戎
周人在古公亶父以前，分布于泾水上游，与戎狄杂处。古公亶父不堪戎狄的攻掠，举部迁徙于周原，与姜姓部落世为婚姻，革戎俗，发展农业，奠定了立国之基。姜姓部落在文化上与周人还有一些差别，在周原先周文化中发现了一些带羌戎文化特点的墓葬，大概就是姜姓部落的遗存。“姜”即“羌”，姜为周之舅族，周人自身也曾包括在商王朝泛称的氏羌之中。当周人已农业化并且日益壮大兴起时，强调自己是黄帝姬姓的嫡派，是在夏朝衰亡时“自窜于戎狄之间”的一支夏人。
《说文解字》说：“戎，兵也”，兵即武器；应劭《风俗通义》说“：“戎者，凶也。”周人大概由“兵”、“凶”之义引而称呼与之为敌的氐羌各部落为戎，一方面表示敌忾，同时也将他自身及舅族与氏羌人区别开来。
到周文王之父季历时，已臣附于商，并依靠商朝的支持，展开了对周围各游牧羌戎的兼并和征伐。古本《竹书纪年》载：
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十二翟王。
太[文]丁二年，周人伐燕之戎，周师大败。
太[文]丁四年，周人伐无余之戎，克之。周王季命为殷牧师。
太[文]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
太[文]丁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
周文王继位后，为商西伯，曾被纣王囚于羑里，后来获赦释放，纣王“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于是伐犬戎、密须。
在上述季历与文王征伐的诸戎中，以西落鬼戎为最强，既称“西落”，当在周原以西汧陇地区及其以西，大概是与鬼方有共同族称的游牧民族。一次战争被俘获“十二翟王”，可见鬼戎部落之众，“十二翟王”即是十二位鬼戎部落酋长。“翟”以同音与“狄”相通假，本非族称，是周人及诸夏加给鬼戎的蔑称，与“戎”具“兵”、“凶”之义引申加之于各敌对部落相同。王国维先生说：“《经》、《传》所记，自幽王以后至春秋隐、桓之间，但有戎号，庄、闵以后，乃有狄号。”又说：“狄者，远也……《书》称‘狄矣西土之人’，《诗》称‘舍尔介狄’，皆谓远也。乃引申为驱除之于远方之义……凡种族之本居远方而驱除者，亦谓之狄。”所谓“翟王”，即远方当驱除之王。
商及周初的鬼族，按王国维先生考证当是畏族，与媿、隗等姓相通，是汉代隶定时写为鬼，鬼方即畏方，是一个分布很广的族群，西周早期铜器铭文《小盂鼎》记述了盂在受爵以后两年，即康王二十五年，以两次对鬼方战争的胜利告捷献俘于周庙而受庆赏的史实。其第一次仅俘虏即达“万三千八百十一人”，“执兽三人”，第二次又“执兽一人”，此外，还掠夺了大量牲畜财物。此铭残泐过甚，难以通读，但从可辨释的俘获数字看，已表明战争规模之大，周对他征伐不遗余力，也可见鬼方当是一个人众较多的强敌。郭沫若先生分析了俘人达万三千多，“执兽”仅一二人，指出“足见兽之重要，盖兽读为酋，言生擒其酋首也”。铭文还记述了鬼方酋长回答讯问为何反叛时说，他们因为周之伯首先进犯，才“从商”反叛的。郭沫若先生推断此处所说的商是在商朝灭亡后逃往西北的商王遗族，并具体指为后来被秦灭亡的杜毫，他们在周初曾联合鬼方进行反周的战争。
另有《梁伯戈》记载梁伯曾伐“鬼方（蛮）”。梁国，秦改为少梁（今陕西省韩城县），在镐京东北。故王国维断定鬼方“全境犹当环周之西、北二垂而控其东北”。
在今山西省境内，商代原有许多羌人部落与方国。周初，唐叔受封于晋南，仍“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受赐之民也有“怀姓九宗”。可见当时晋南仍有不少羌戎，“怀姓”即鬼方之媿姓。在太行山东侧，今河北省南部也有鬼侯城，《史记索隐》引《括地志》说：“相州滏阳西南五十里有九侯城，亦名鬼侯城，盖殷时九侯城也。”滏阳即今河北省滏阳县，鬼方也有东迁至太行山以车古黄河下游立国为诸侯的。
在周人兴起时，仍在陇济及泾洛一带游牧的鬼戎，其实也是许多部落的总名，并且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称。古公亶父在豳时，“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诗·大雅·绵》歌泳古公亶父在周原筑城，混夷远遁。但周原的戎患仍很严重。《诗·小雅·采薇·序》说：“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猃狁之难”，《采薇》有“靡室靡家，猃狁之故”，“岂不见戒，猃狁孔棘”等句，《孟子·梁惠王》下甚至说：“太王事熏鬻，文王事昆夷。”文王经过征服与争取，戎狄“莫不宾服，乃率西戎，征殷之叛国以事纣”。实际上打着商王的旗号对周围各部落与方国的兼并，有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为灭商准备了条件。
鬼戎的“戎”是周人加的蔑称，其它如薰育、熏鬻、昆夷（夷也是诸夏所加）、绵夷、串夷、畎戎、大戎、猃狁，实际上是同一称呼不同时期不同的译写，王国维先生指出这些不同称谓：“余谓皆畏与鬼之阳声……故鬼方、昆夷、薰育、猃狁，自系一语之变，亦即一族之称。”此一族不是一个部落，而是有相同族称的族群，他们已进入阶级社会，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权，在战争中各部落也许有一定的结盟统一号令。
周武王伐纣，得到了西土各国的支持，《牧誓》所举有羌，大概即殷墟卜辞中作专名的羌方。此外，在周代的文献中，很少见羌作族称，原被商代泛称为羌的诸部落与方国，其保持原有生产生活方式的都已泛称为戎。周文王虽已使诸戎臣服，也还是叛服不常。周武王灭商以后，为保障京师的安全，“放逐戎夷泾洛之北，以时入贡，命曰‘荒服’”。西周初，从陇山东西到河套、东延及今山西境内，都有诸戎游牧部落分布，与周保持“以时入贡”、“王事天子”的关系，比较相安。从《小盂鼎》、《梁伯戈》的铭文看，康王时还发生过对鬼方的战争，而史书失载。鬼方在商周之际与周初，是周人的劲敌，所以周人把鬼方当作远方的通称。
西周中叶，与戎狄相安共处的局面日益难以维持。周穆王时，周室尚称强大，因“戎狄不贡，王乃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又得四白狼、四白鹿，王遂迁戎于太原”。穆王西征到了什么地方？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穆王十七年西征，至昆仑丘，见西王母，乃宴。”昆仑丘所在，各家考证不一，肯定已超过陇山山脉，到达今甘青境内，见到了西戎的一位女酋长。穆王从陇以西迁戎至泾水上游之太原，大概是为了便于控制，后来太原之戎成为周室邻近王畿的威胁，完全与穆王初衷设想背道而驰。
自夷王以后，周日益衰败，“荒服不朝”的局面越来越严重，而秦族在陇山地区逐渐壮大，周也逐渐倚靠秦人来制西戎。
周考王时封非子于秦邑（今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境），为周附庸。同时接受申侯的要求，让非子同父异母兄弟成继承其父大骆的酋长地位居犬丘（也在天水市境），“以和西戎”。成的母亲是申侯之女，申的这一支对西戎有重大的影响，与周也保持较密切的关系，大概是姜姓申国仍居陇山地区的游牧人，当他们与周为敌时，称为申戎或姜氏之戎。
据古本《竹书纪年》及《后汉书·西羌传》记载：
周夷王时，命虢公伐太原之戎，获马千匹。
周厉王时，西戎杀秦仲同族，即居于犬丘的一支大骆的后裔，王命伐戎，不克。
周宣王四年，使秦仲伐戎，失败被杀，宣王召秦仲之五子，予兵7000破戎，西戎稍却，秦迁居犬丘，周封秦仲之长子为西垂大夫，即秦庄公。
宣王五年，猃狁（即犬戎）侵周至泾水北岸，宣王派南仲筑城于朔方，尹吉甫击败猃狁，逐至太原，一时西戎臣服。
宣王三十一年，遣兵伐太原之戎，不胜；三十六年代条戎、奔戎，败绩；三十八年晋人败北戎于汾隰；戎人灭姜侯之邑；三十九年，王伐申戎。《国语·周语》上记述，“（宣王）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此役当与《竹书纪年》所记宣王三十九年代申戎是同一史实。千亩为周王之籍田，应距镐京不太远，宣王败后“遂料民于太原”，也就是穆王迁戎于太原之太原，在镐西北，实际上是周之远祖在泾水上游与戎狄杂处的地区，与后世所说晋阳太原不同。戎人所灭姜侯之邑，大概是姜姓之封于周原境内者，《水经·渭水注》“岐水又历周原下，水北即岐山矣。岐水又东经姜氏城南为姜水”。此姜氏城或许即戎人所灭姜侯之邑。
条戎在中条山北鸣条陌，奔戎与条戎并列应相距不远。汾、隰为晋中两水名，汉代有隰县（今山西省离石县境），其地在晋国之北，故晋人称之为北戎。
从以上可以看出，宣王时与诸戎的战争重心在陇山地区的西戎，同时在霍太山南北，戎人与周与晋也发生了一些规模较小的战争。
申的另一支，与周王保持密切的甥舅关系。宣王封其舅申伯于谢邑（今河南省南阳市东谢营），控制南方。幽王后也来自谢邑之申国，幽王无道，失信于诸侯，宠褒姒，废申后及其所生太子宜臼。公元前771年（幽王三十一年）申侯联合增国（也在今南阳市境内）及犬戎攻镐京，杀幽王，立宜臼为平王。为避西戎，迁都于雒邑，史称东周；当前中国史界以平王元年，即公元前770年为春秋时期的开端。
进入春秋时期，诸戎分布很广，而且在中原与周王及诸夏发生了错综复杂的关系。可分为镐京与岐周地区、伊洛地区、鲁西及豫北地区、晋国周围地区、陇山与陇以西地区。
平王东迁，封秦襄公为诸侯，命襄公从西戎手中收复岐周地区，并将岐以西赐秦。至公元前750年（周平王二十一年），秦文公击败西戎，“于是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实际上岐以东仍为诸戎所占据。秦又经过几十年与诸戎的斗争，至秦武公灭戎人彭戏和小虢，于是东至华山。公元前677年（周僖王五年），秦德公迁居雍（今陕西省凤翔市），从此秦在崤函以西发展为强国，而秦与西戎的斗争转向陇山及陇以西地区。
鲁西及豫北地区，主要是戎州已氏之戎，春秋初与鲁、齐、郑等国的关系，已在本编第二章第一节述及。
伊洛地区，在平王东迁以前已经有不少戎人部落，其中见于《左传》有名可考者有扬拒、泉皋、伊洛之戎。公元前649年（周襄王三年），王子带作乱，招扬拒、泉皋、伊洛之戎攻王城，烧东门。此后，伊洛之戎曾与鲁、晋会盟，又曾攻宋，在陆浑之戎迁来以前是伊洛地区主要的戎患。
公元前638年（周襄王十四年），秦穆公与晋惠公迁陆浑之戎于伊川，同时迁姜戎于晋南。陆浑戎周詹桓伯说是“允姓之奸，居于爪州”，晋范宣子对戌子驹支说：“昔秦人逐乃祖吾离于瓜州。”这个瓜州在秦晋西北，杜预认为在敦煌，但敦煌在秦雍都以西千数百里之外，其地在汉武帝时始立郡，若远在敦煌，对秦毫无威胁，秦也无力驱除他们。允姓，因猃狁而得姓，与鬼方媿姓相同，西戎本有九州之名，瓜州大概为其中之一，在秦雍都附近，泾、洛二水中上游及陕北一带。秦因陆浑与姜戎近都，务在驱除，而晋惠公原逃亡在外，得秦国支持才获得晋侯地位，他的母亲又是允姓戎之女，允姓戎是他的舅族，因而迎合秦国，招允姓陆浑之戎安置于伊水流域，嵩山附近，而姜戎安置于晋南。
陆浑之戎，南迁后除伊川之外，还有一些分布于熊耳、外方诸山之北，黄河之南，山北水南称为阴，所以黄河与熊耳之间称为阴地，故陆浑戎又称阴戎，又因其原居地已有九州之名，称为九州之戎。南迁后，成为周王新的威胁，在晋楚争霸期间，依违于晋楚之间。公元前606年（周定王元年），楚庄王伐陆浑，公元前525年（周景王二十一年），晋国灭陆浑，陆浑酋长奔楚，而余众属晋，不久晋国即完全吞灭九州之戎而筑城有其地。
晋国周围，西周以来不仅有许多姬姓与异姓诸侯，也有许多戎狄部落杂处其间。西周初，成王封其弟虞于唐，在河、汾以东，地方百里，唐在今山西省翼城县境。其后分为翼城、曲沃两支。公元前679年（周僖王三年），曲沃武公并晋湣侯之地，迁居翼城，统一晋国，并得到周王承认为晋侯。其境域仍限于汾涑平原。武公于公元前677年去世，献公继位，大肆扩张兼并，《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述晋国女叔侯说：“虞、虢、焦、滑、霍、杨、韩、魏，皆姬姓也。晋是以大。
若非侵小，将何所取？武献以下，兼国多矣。”《韩非子·难二篇》记述晋烛过说：“昔者吾先君献公，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可见献公以前晋国周围小国林立。即晋献公并国如此之多，还是“戎狄之民实环之”，直到公元前527年（周景王十八年）晋国籍谈仍声称：“晋居深山，戎狄与之邻而远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此时已是春秋晚叶，籍谈的话显然有夸大，但也反映了晋国周围戎狄分布的复杂情形。自夏代以来，直到春秋初叶，霍太山南北戎狄分布的基本状况，没有根本的改变。但到春秋中叶以前，戎与狄不加区分，至春秋中叶，始有“狄”的族称，晋国及郑、卫、邢等国北边各部，一般都称为狄，有赤狄、白狄、长狄各族群，将在北狄一节叙述。晋国境内杂居之戎及晋国南边之戎，有名可考者有条戎、奔戎，已在前面述及。晋穆侯“七年伐条，生太子仇”，此即前所述周宣王三十六年伐条戎、奔戎，败绩，故晋侯生子取名为“仇”。
晋献公一方面兼并许多小国，同时注意结好于诸戎。他“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杜预注：“大戎，唐叔子孙别在戎狄者。”“小戎，允姓之戎子女也”。大、小二戎是以戎之二女年次相对而言，不是部落名称。按上引《左传》杜《注》显然出于不同部落，而《史记》说：“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春秋时戎狄经常相混，狐氏出于唐叔，与晋同祖而在戎狄，从狐氏对重耳在外流亡及后来夺晋侯位是为晋文公并且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事业所作的突出贡献看，狐氏的华化程度相当深。
晋献公伐骊戎，得骊姬，骊戎也是姬姓之在戎狄者。骊姬有宠，生子奚齐，晋献公晚年杀太子申生，迫重耳与夷吾出亡，夷吾逃至秦国，在晋献公死后得到秦穆公支持归晋夺位，即晋惠公。骊戎一般以为分布在今西安市临潼附近骊山，顾颉刚先生依当时晋东西诸国形势推断骊戎应是居于晋国绛都（在翼城附近为晋献公所筑新都城）东边的“草中之戎”与“丽土之狄”，在今山西省翼城县以东析城、王屋一带。
晋国南部最活跃的是姜戎。前已述及，晋惠公招姜戎安置在晋国南部。这一部落群，大概就是周宣王三十九年所伐的申戎。申，姜姓，故称姜戎。姜戎于公元前638年南迁，公元前627年（周襄王二十五年）帮助晋国邀劫袭郑未成功的秦师于崤，俘虏秦国盂明视、西乞术、白乙丙。可见姜戎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晋国在文公称霸以后，楚国强大起来，晋一度失去霸主地位，公元前569年（周灵王三年），晋国魏绛向晋侯建议和戎，以物产换取戎人的土地，并且得到诸戎的支持，数年间晋国重振霸业。戎狄与晋国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对晋国的兴衰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