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初叶，巴的中心仍在鄂西南，并且和庸蛮等群蛮都对楚国有一定臣附关系。前703年（楚武王三十八年），巴国遣使请求楚国允许巴与邓（河南省邓县）国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聘于邓，邓南鄙鄾人攻而夺之币，杀道朔及巴行人”。鄾在今邓县南，汉水以北，约在襄樊市以北不远。于是楚与巴联合围鄾攻邓。另一方面，巴又与楚抗争，以至在前689年（楚文王元年）巴、楚之间发生战争。这一年楚与巴人伐申（今河南省南阳市东谢营）而惊巴师，“巴人叛楚而伐那处，取之，遂门于楚”，楚国在那处的地方官逃跑，被楚王所杀。当年冬天，“巴人因之以伐楚”。到第二年，楚国才大败巴师于津。那处为楚灭掉权国以后安置权国遗民的地方（今湖北省荆门县东南），津距清江入江处不远，故地在今湖北省枝江县。
巴人曾力图在楚秦之间夹缝中争取独立地位，既不得不附楚，又向秦国朝贡。公元前611年庸国屡胜楚师，巴又与秦共同支持楚国夹击庸国，楚灭庸，与秦、巴瓜分庸地：楚占有庸国的中心地区，即以今湖北省竹山县为中心的鄂西北地区，秦得到庸国北境今汉水上游陕西南部安康、紫阳一带；巴分得庸国的西境，今川东巫山、奉节一带。于是巴国完全控制了由长江中游通往上游的枢纽，其政治中心也向今重庆地区发展，形成了与蜀在今四川地区东西相对峙的局面。到春秋中后叶，巴国发展到了最盛时期，兵锋所指北达邓，南涉沅、澧，并且与蜀国在西南相抗衡。巴对楚已摆脱原有的附庸地位而经济文化与楚均有密切的往来，政治上时亦发生矛盾。公元前337年巴蜀攻楚，取楚兹方（今湖北省松滋县），对郢都造成了威胁。楚国在今长阳县境清江下游建立扦关以防巴人的进攻。
进入战国，秦、楚更加强大发展，巴国在清江流域的故地被楚国吞食，在鄂西北及陕南的势力也被楚、秦所逐。战国中叶，楚已进一步掠夺巴在川东的许多地方，前361年秦孝公即位初讨论形势，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大约今川东长寿以东，长江以南西阳、秀山、黔江、彭水一带已非巴有。至楚威王（前339—前329）时，“使将军庄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今贵州南部原属巴国的地方也都属楚了。这时巴国所保有仅川东北一隅之地。至前316年秦惠王后元九年灭巴蜀，置郡。巴人自廪君立国，也许曾建立过若干个方国，至秦灭巴，前后约有千年以上。此外，武王伐纣之后，据记载还曾以宗子在巴人地区建立过姬姓的巴子国。
巴国境内，民族众多，《华阳国志·巴志》说：“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其中濮分布很广，大概是巴国境内人数最多的族团，称为百濮，已在前面叙述过。苴是巴人的一支，《史记·张仪列传》说：“苴蜀相攻”，苴侯为蜀王封其弟于苴之区，与巴王相友好，蜀与巴为仇，故蜀王兄弟相攻。《索隐》说：“苴，音巴。谓巴、蜀之夷自相攻击也。”蜑与巴同族系，《世本》说：“廪君之先，故出巫诞。”蜑与诞同音异写，巫诞大概即巫山地区的蜑人，大溪即在附近入江。前已述及，大溪古与清江通，从川东由大江出，至大溪进入清江直抵宜都再入大江，古时是一条风险较少的航道。
其余各族不易细辨，总不出百越与百濮族群。
廪君种勇敢善战，崇拜白虎。此俗至本世纪50年代以前仍在鄂西、湘西、川东土家族中流传，当与土家族有较深的渊源关系，而巴人与巴国境内各民族大多在秦灭巴以后已经华化，成为西华夏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有相当多的巴人及巴国各族在西南、中南继续发展，其与西南各少数民族的渊源关系，将在秦汉以来西南各族中追叙。
蜀是长江中上游文明发达最早的古代民族与方国。春秋中叶以前，长江中上游小国、部落以百数，而蜀为最强大，文明程度也最高。至少在蜀国杜宇开明王朝以前，巴蜀属不同的民族，蜀国境内也有许多民族，即使蜀国各王朝，统治者也是来自不同的民族。
蜀字在殷墟卜辞中已出现，但多数甲骨文字学者认为甲骨卜辞中的蜀是地名，可能指今陕西、山西、河南或山东省的某个称为蜀的地方，与四川省没有多大关系。关于蜀人起源，《世本·姓氏篇》说：“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无姓。相承云，黄帝后。”《史记·五帝本纪》说：“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又参照《帝系》、《山海经》及《竹书纪年》等相关记载，则蜀出于昌意一系，与夏、楚、秦国同源出帝颛顼。这些都是战国秦汉人在华夏民族形成与统一的基础上所作出的归纳。
扬雄《蜀王本纪》记述：“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灌]，鱼凫，开明。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以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把蜀的起源，一直推到了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年代。李白《蜀道难》更夸张地说：“蚕丛与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长江中上游是一个有远古人类化石丰富材料发现的地区，从巫山人、元谋人等属百万年以上的人类化石至晚期智人资阳人，都发现于这个区域。然而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文化起源，渊源与序列到目前尚不很明朗。自1929年及本世纪30年代，在成都以北40公里广汉市三星堆发现一批玉器，至1980—1986年在三星堆发现早期蜀都与两个大规模青铜人造像及玉器的埋藏坑，蜀地的青铜文化，与中原大体同步发展，其文化内涵表明，蜀地青铜化有鲜明地区特点，其起源具有本地渊源；同时又具有受中原、秦陇、江汉的青铜文化明鲜影响的特点，说明蜀道虽难于通行，先民仍克服种种天险与秦陇、江汉和中原发生了交往。
三星堆遗址发现的文化，从新石器晚期至与夏、商、周相当的时期以及秦汉时期，文化层位序列比较清楚，两处大型埋藏坑出土的早蜀时期的神人铜立像、面像，头像，神树、蛇、鸟、兽、金面罩、金仗、玉质礼器。璋、瑗、圭、璧等就有千余件之多；这些发现不仅震撼了中国学术界，也引起了世界学术界极大的兴趣。考古学界初步将三星堆文化划分为四期：一期距今约4800年左右到距今4000年以前。在成都平原北部黄土台地区域，形成了一支具有当地民族文化特色的氏族部落群体，相当于中原夏朝建国以前的尧舜“禅让”时期。二期、三期包括距今4000年左右到3200年左右，相当于中原的夏代至商代中期。这一时期是典型的三星堆青铜文化从形成到兴旺发展的时期，建立了古城，出现了国家的组织，有巨大的祭祀中心。四期距今3000年左右，相当商末周初，此时三星堆古城突然废弃，青铜与玉礼器等突然被埋葬，今已发现两座大规模埋藏坑，而文化与政治中心由成都十二桥等处的考古发现证明已由今广汉地区转移到成都平原中心。这些发现，使文献记载的蜀国蚕丛、鱼凫、杜宇、开明几个时期统治者的更替及其年代可以从考古学实证中去追寻。目前这种研究已经开始，也仅仅是开始。
蚕丛，大概是从岷江上游南下至成都平原北部的早期蜀人的名称，属氏人的一支。章樵注《蜀都赋》引《蜀王本纪》说：“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清人李元《蜀水经》也说：“江水又南经蚕陵山。故蚕陵县以山名也。古蚕丛氏之国在叠溪营北三里。”蚕陵县系、汉武帝元鼎间置，治所在今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县叠溪北。古人以岷江为长江正源，故岷江直称为江。此外，在岷江上游地区的汶川、灌县境内有不少以蚕为名的古地名遗迹，而且这些地名，据当地传说多因石而得名。由此推测后人称之为蜀，其最初的名称为蚕丛，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因居住在岩石“巉棱如簇蚕”的岷山之故。
鱼凫，可能与蚕丛同族，也可能来自东方。大概鱼凫时期已具立国规模，考古学界颇以为“三星文化发生期的主人或许是蚕丛氏柏灌氏；三星堆繁荣期的主人大约是鱼凫氏，成都十二桥，丰子山遗址的主人则可能是杜宇氏；船棺葬新都大墓等晚期蜀文化的主人为开明氏”。若这个判断不误，则鱼凫时期已达到青铜文化的繁荣阶段，且已修筑古城，具有立国规模，已经进入阶级社会。其统治者究竟属何族系，目前难下判断，不过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像的发式、服式等材料来判断，早蜀已具有多民族的特点。
按照三星堆遗址古城突然废弃而政治中心转移到成都平原中心在商末周初的情况判断，杜宇代替鱼凫大概是在商末。杜宇从何而来？《蜀王本纪》叙述：“（鱼凫）后有一男子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于郫。”《华阳国志·蜀志》与此稍异：“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郫邑，即今成都西北，广汉西南郫县；瞿上，一般认为即今成都市南双流县。可见蜀国政治中心是在杜宇时南移至成都平原中心，与三星堆遗址及成都十二桥、羊子山等处遗址文化反映的历史面貌可以相互印证，朱提为今云南省昭通县。
参加伐纣的蜀大概即杜宇王朝。蜀，古与叟音近。《牧誓》、《伪孔传》说：“蜀，叟。”孔颖达《疏》：“叟者，蜀夷之别名。”据此则杜宇与蚕丛一样，属于氏羌系民族。但《华阳国志·蜀志》称：“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文选·蜀都赋》刘逵注引《蜀王本纪》：在开明之前有蒲泽，《路史》作蒱泽，当是杜宇别名蒲卑的异写，“泽”与“卑”何者为正，难断；蒲与濮音同相通，因而杜宇也可能出于百濮。究竟属何族系，姑可存疑，而杜宇时期注重农业，则可以肯定。据《华阳志·蜀志》，直到东晋时“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在川西郫县一带，至今一直长期流传着杜字时代发展农业的故事。杜宇最盛时的疆哉，《华阳志·蜀志》说：“（杜宇）自以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蜀志》把杜宇称帝的时间放在“七国称王”之时，即战国时期，显然有误。杜宇代替鱼凫在商末，其灭亡年代，《路史·余论》记述开明代替杜宇之后经11代350年为秦所灭。秦于公元前316年灭蜀，则开明王朝代替杜宇王朝在公元前666年左右。《华阳志·蜀志》也说开明王朝传位12世，据此则开明王朝代替杜宇王朝也是在春秋中叶。总之，杜宇王朝大约是从商末周初至春秋中叶，存在约4个世纪，其最盛时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北控今汉中地区，南包今凉山州及云南北部，东边至少可以称霸于川东。春秋中叶以前庸国实控今奉节、巫山一带，庸国灭亡以后，巴国向川东发展，在巴人西进以前不久，蜀国杜宇王朝已走向衰亡。
开明王朝代替杜宇在春秋中叶，《蜀王本纪》叙述：“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自以为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让。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这一神话所反映的是，鳖灵来自荆蛮地区，善于治水，因开凿玉垒山（今灌县西北），消除了成都平原的水患，为成都平原农业开发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实际上已造成了代替杜宇王朝的基础，从而代替杜宇建立开明王朝。开明王朝传12世，其王有名可考者仅丛帝、卢帝、保子帝、开明尚等四世。在建国初，定居于广都樊川（今四川省双流县），《太平御览》卷八八八引《蜀王本纪》说：“蜀王据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徙居时间，《华阳国志·蜀志》在叙述九世开明帝以后说：“开明王自梦郭移，乃徙治于成都。”这大概是在战国中期。此前杜宇都郫，开明居广都樊乡都在成都周围，从开明王朝徙居成都以后，成都一直是蜀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开明王朝第一世鳖灵来自荆，通常以为是楚人，荆为地区名，未必一定是楚，且在楚与蜀之间有庸及巴，楚国势力入川必受阻障。开明是来自蜀以东的荆蛮一支善于治水的民族。
开明王朝时期，蜀国北面，秦国日益强大。蜀据有汉中，而在汉水上游与楚、秦、巴角逐；东面与巴抗衡；西面与南面役属氐羌及西南夷众多部落。《华阳志·蜀志》说：“其宝则有壁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赭、、锦、绣、罽、纻、犀、象、毡、丹黄、空青、桑、麻、氂之饶，滇、僚、賨、僰、僮仆六百之富。”是一个“地称天府，原曰华阳”的富饶之区。此时期，蜀人进一步冲破蜀道天险，与秦陇，江汉及中原有更多的联系，甚至越过秦岭，攻秦雍都。然而到战国中叶，秦、楚强大，秦以联姻、货赂等各种手段吸引蜀国，而楚进逼巴国东南和南部，巴蜀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越来越纳入中华历史发展的主流，与中原历史进程联系越来越密切。秦惠文王后元九年秦终于并灭蜀与已，置郡，蜀人与巴人一样，成为西南华夏民族的重要来源。
同时也散布于西南其它各族之中，融入当地各族。至于蜀国所属各族，在秦汉以来西南夷中追叙。云贵高原滇与夜郎，在先秦都已立国。大约在楚威王时，楚将庄入滇，征服了滇池富饶地区，当地劳浸，靡莫（今四川南部，云南东北部），滇焚（今云南滇池地区）等部落数十，以滇为最大，庄“以兵威定属楚”。然而前280年（秦昭王二十七年、楚顷襄王二十九年）秦夺楚黔中郡，断了庄归路，于是“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夜郎及其同种部落，分布在今贵州西部，云南东南部，以夜郎为最强，先秦已具立国规模，到汉代与汉王朝关系密切，其族属与渊源将在秦汉相关部分追叙。
三、长江中下游及岭南：百越
越作为族称，与瓯、闽等相通，而统称为越。《山海经·海内南经》说：“瓯在海中，闽在海中。”《逸周书·伊尹朝献》记述，商汤时正东有沤深、越沤；《周礼·职方氏》记述职方氏所掌各族有七闽；今本《竹书纪年》说周成王二十四年“于越来宾”；史载春秋越国王族出于夏少康支庶，吴国王族与周同宗。这些都将越人与中原的关系追溯到了夏、商、西周。考古文化也证明，越人在三代时期确已在长江中下游及岭南创造了历史与文化。
百越的通称见于战国，《吕氏春秋·恃君览》说：“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汉书·地理志》下颜师古注引“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1。大体自今湖南的东部与南部，以东以南都至海，包括江西、浙江、苏南、皖南、福建、广东、广西以至越南北部所分布的众多部落与民族，是族类相近的一个大族系，通称为百越。从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及岭南都存在自有渊源的新石器文化区域看，百越应是起源于中国的东南与南部的土著。至青铜时代，有几何印纹陶为主要特征的青铜文化，是古代百越的物质文化遗存。这种几何印纹陶的起源可追溯到长江下游的新石器时代，而形成的年代至少可追溯到中原的商代。其分布：在浙江、福建、江西、广东、海南、香港等省区均普遍发现；在江苏南部、安徽东南部、湖南东部与南部、广西南部、东部和东北部，台湾的部分地区也有发现。在云贵高原，目前尚未发现几何印纹陶并存的有段石锛和有肩石斧，于云南滇池周围及其它地区和贵州的一些地区都有发现，是越人分布到云南的证据。越人中发展最快，并在春秋中晚叶在长江下游兴起，以至积极参与中原争霸的是吴国和越国。吴，称句吴，又有攻敔，攻、攻、攻吴等多种不同写法，相传吴国的始祖太伯、仲雍都是周太王的儿子而长于季历。太王喜欢季历的儿子昌，为了让太王传位于季历，太伯、仲雍从周原逃奔至荆蛮地区，“文身断发，示不可用”，“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余家，立为吴太伯”。颜师古注“句吴”说：“句，音钩，夷俗语之发音也，亦犹越为于越也。”吴也许是太伯从周带去的名称，荆蛮是对南蛮地区的泛称，所到实为越人区域。太伯到了越人当中，从其俗断发文身，并按越人发音习惯称为勾吴，是越人中同化了南奔周人而形成的文明发达较快的一支。
吴太伯南奔的具体地域，《史记正义》说：“太伯居梅里，在常州无锡县东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孙寿梦居之，号句吴。寿梦卒，诸樊南徙吴……今苏州也。”据此则吴太伯时起已经以太湖地区为中心。从考古文化观察，太伯南奔大概最初是在镇宁地区。这里虽距太湖地区不远，然而沿大江，为长江下游通往淮河流域及中原的门户。今南京市南江宁县熟湖遗址发现的熟湖文化，是一种受中原影响较多的当地土著青铜文化。其时代多认为相当商末周初。这是一种以农业为主，兼有渔猎的水田农耕文化。不仅有通常认为是越人文化遗存的几何印纹陶和原始瓷器，器物有鬲，有鼎。在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中国的炊器可分为东南与西北两大系统。鼎为东南特征，鬲为西北特征。在太湖地区的青铜文化中，至今未发现鬲，而熟湖文化却出现了大量的鬲和甗，这是来自西北的炊器，但熟湖文化把鼎的角状把手移植到鬲上，成为一种当地特有的器物。熟湖文化的分布以南京为中心延伸到江苏、安徽两省长江沿岸，往往称之为先吴文化。吴太伯兄弟南奔到越人地区，如前所述，带来的一部分周人已完全被当地越人所同化，同时也带来了中原筑城、铸造等先进技术。吴善于向中原学习，善于吸收，对吴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越人中先进之区的勾吴与吴文化分布之区，东至海，在太湖东南与于越错居；南达新安江上游南岸；西临彭蠡与楚相接；北以大江为界，与南淮夷隔江相望。地域大致相当于今苏南。皖南和浙江北部一部分地区。
从吴太伯至寿梦19代，大约有5个多世纪。《史记·吴太伯世家》仅纪其世次，而纪事极简略。至寿梦时勾吴兴起。前584年（寿梦二年），楚国的大夫申公巫臣因遭楚迫害亡命奔晋，“自晋使吴，教吴用兵乘车，令其子为吴行人，吴于是始通于中国”。《左传》成公七年（即寿梦三年）记述，巫臣劝吴通于晋，并“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阵，教之叛楚……吴始伐楚，伐巢、伐徐……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大概在寿梦以前，勾吴对楚有一定的从属关系，至寿梦时使淮河中下游的东夷各部落与方国及越人各部落，从属楚改而属吴。寿梦在位26年。在他死后，王位继承成为争夺目标，公元前515年，公子光刺杀王僚自立为吴王阖闾。阖闾重用从楚国亡命来归的伍子胥和齐国著名的军事学家孙武，进行社会改革，终于在其前506年（吴王阖闾九年、楚昭王十年）联合蔡、唐与楚决战，一直攻下楚国郢都。但在吴骤胜之后，一方面于越攻其后方、秦楚联军攻其前方，另方面吴国王族分裂，吴在进入楚国中心之后又不得不退兵回吴。于是吴国转而与越国角逐。阖闾十九年伐越兵败。阖闾受伤身亡，其子夫差立。夫差二年败越，于越沦为句吴属国。此后夫差屡北上伐齐。前482年（夫差十四年），“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今河南省封丘县南），欲霸中国以全周室”。越王勾践乘机袭吴，至夫差二十三年，夫差被越军所逼，自杀，吴亡。疆域和民众大部分为越国所有。
越，称为于越，《逸周书·王会解》记述周成王二十五年“大会诸侯于雒邑”，于越上贡一种称为魶的水产，孔晁注：“于越，越也。”
于越的起源，《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禹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其始祖号无余。《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说：“无余始受封，人民山居，虽有鸟田之利，租贡才给庙祭祀之费……无余质朴，不设宫室之饰，从民所居。”无余时还是一幅原始朴野时代的图景。到春秋中叶，于越大体与勾吴同时兴起，成为越人中其文明与勾吴同步发达的一支，与吴所不同的是，于越奉禹为祖神……
于越的区域，《国语·越语》上记述：“南至于勾无（今浙江省诸暨县南），北至于御儿（今浙江省嘉兴县），东至于鄞（今浙江省鄞县），西至于姑蔑（今太湖）。”其地望大体包括：南包杭州湾，北至太湖地区，即今宁绍平原，杭嘉湖平原和金衢丘陵地区。考古发现证明，商周至战国，正是今浙江省境内几何印纹陶流行的时期，全省已发现的印纹陶遗址有数百处，遍及大部分县。据研究，浙江已发现的印纹陶遗址从文伦内涵看，可分为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金衢丘陵和瓯江水系四个类型。除瓯江水系的文化面貌与福建发现的相似外，另外三个区域的总特征还是接近的。考古资料所反映的这种情况与文献记载关于于越范围相互吻合。于越的分布以会稽（今浙江绍兴市）为中心，包括今浙江北部与中部，并在今太湖地区与勾吴交错杂处。
自无余以后20余世，至允常，已是春秋晚叶，这时于越兴起，在长江下游与句吴争雄。“允常之时，与吴王阖闾战而相怨伐”。《春秋》定公五年（阖闾十年，前505）载：“于越入吴。”当时越国趁吴伐楚阖闾在郢，吴国内空虚，袭击吴的后方，但未能对吴造成根本性威胁。
允常去世，其子勾践继位，称王。前496年（勾践元年），吴王阖闾伐越，结果兵败身伤而死。勾践三年，又自以为兵强，听说阖闾子夫差即位后准备复仇，于是先发兵攻吴。“吴王闻之，悉精兵击越，败之夫椒”。结果勾践投降被俘，降为奴隶。不久勾践被夫差放回会稽，越国成为吴国附庸。但吴王夫差忙于伐齐，北上争霸于中原，在国内又诛杀贤能，重用奸邪，生活荒淫，挥霍无度，勾践却卧薪尝胆，发展经济，任用范蠡、文种，实行一系列改革，富国强兵，并对楚、晋、齐等大国积极开展交往，以孤立吴国。前482年（夫差十四年即勾践十四年），吴王北上大会诸侯，国内老弱与太子留守，勾践以十年之力所积累的精兵袭吴，“吴师败，遂杀吴太子”，夫差惊恐，“乃使人厚礼以请成（于）越，越自度亦未能灭吴，乃与吴平”。以后又经过八九年，不断对吴国的攻伐，至夫差二十三年越国灭吴。“勾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勾践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一时称为霸王。
勾践既称霸，于是迁都于琅琊（今山东省诸城县），统治势力达到今山东省境，虽然在勾践临死时告诫其子：“夫霸之后，难以久立，其慎之哉”，对自己灭吴，攻伐齐、晋、鲁、邾等国，用兵不息已有所警醒，然而其后继者仍以兵灭掉东夷小国滕、郯等，并与齐、晋、楚等大国抗衡，被齐国视之为“孟虎”。但越国虽在琅琊立都数十年，终未能在北方站稳脚跟。前379年（越王翳三十三年），越国都城由琅琊南迁至吴（今江苏省苏州市），接着发生了“越人三世弑其君”的悲剧。越国统治集团的互相残杀加速了社会的动乱，这时“孟虎”已是“死虎”，但越王无疆仍“兴师北伐齐，西伐楚，与中国争强”。后又在齐策动下，越释齐而西伐楚，“于是楚威王兴兵伐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楚灭越国，在前334年（楚威王六年），于是越所兼并吴国之地属楚，以往于越故地即以会稽为中心的地区仍为于越所占据，而臣属于楚。
勾吴，于越，虽然在春秋晚叶争霸于中原，但无论中原还是吴、越都仍然认为吴越是蛮夷，前576年（鲁成公十五年、吴寿梦十年），寿梦朝周，路过鲁国，与鲁成公会于钟离。寿梦非常羡白中原文明，“成公悉为陈前王之礼乐，因咏歌三代之风。寿梦曰：‘孤在蛮夷，徒以椎髻为俗，岂有斯之服哉！’”，在中原华夏的观念里，不仅吴、越是蛮夷，甚至连中原诸侯之不能维护华夏尊严的都是“新夷狄”。而吴越地域相连，语言相通，衣食习俗相同，虽为敌国，却是同一族类。
吴越保持着与百越其它各支共同的文化特征，经济生活属水田农耕民族，目前所知最早的经过种植的水稻是在河姆渡文化中发现的，越所住干栏式住房也已在河姆渡文化中出现，而越人发达的葛麻纺织及丝织业，在吴越地区也起源甚早。青铜文化发现与中原同步而发达晚于中原，可是到春秋时期，吴、越的铸剑技术闻名天下，至今传世的“吴王夫差剑”、“越王勾践剑”等，举世叹为观止，文献记载的欧冶子铸剑的技术，得到了考古文物发现的证明。前已述及青铜时代的几何纹印陶，是百越文化的共同特征，吴、越文化也不例外，在精神文明方面，吴越的语言特点、断发文身，拔牙凿齿等，也都具有百越文化的共同特征。
另一方面，由于地理和文化交流与民族迁徙等因素，吴、越都表现积极向中原和楚学习、吸收的特点，吴越兴起时所任用的巫臣、孙武、伍子胥、伯丕、范蠡、文种等都是从齐、楚等国来到吴越的，而季札出访中原，在鲁国论证各国礼乐的博识精论，使中原诸侯与士大夫都大为叹服，经过春秋晚叶到战国时期，虽然《荀子·荣辱篇》说：“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仍强调越与楚、与华夏还存在民族差别，实际上勾吴已基本上华化，而于越分散、有的华化，有的在秦汉之际仍为越人。百越其它各支，如秦汉之际的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骆瓯等，各有区域，种姓不一，其中多有于越苗裔。
第三节西戎
殷墟卜辞已出现“戎”字，是否作族称，还要进一步研究。“羌”或“氐羌”则在商代已作为族称，而且羌还用作对西方各族的通称。
确定地以戎作为族称始于周人，在灭商以前，主要用来称呼周原附近与周为敌的各部落，其劲敌集中于周原以西陇山地区，故称为西戎。灭商以后，为表示对商的敌忾，称之为“戎殷”或“戎衣”。至西周中叶，徐为西周东方劲敌，虽明属东夷，仍往往称之为“徐戎”，此称延续到春秋战国。自春秋时起，“戎”还偶而与“华”并称为“华戎”。这些都是以戎作为对所有非华夏各族的泛称。至于“西戎”，在西周到战国，主要是指氏羌系各部落，秦汉以后，整个中国古代，狭义即指氐羌诸部，广义则包括中国西部各民族。
一、氏羌西戎的起源
氐羌与炎帝、黄帝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国语·晋语》记述，炎、黄二帝为兄弟，是少典氏（父）与有氏（母）所生，黄帝得姓姬，炎帝得姓姜。《左传》哀公九年说：“炎帝火师，姜姓其后也。”在甲骨文字中，羌从羊从人，姜从羊从女，两字相通，表示族类与地望用羌，表示女性与姓用姜。民国初年以来，章太炎在《检论·序种姓》中已指出：“羌者，姜也。”后来傅斯年在《姜原》中进一步论证：“地望从人为羌字，女子从女为姜字”；顾颉刚在《九州之戎与戎禹》中更指明：“姜之与羌，其字出于同源，盖彼族以羊为图腾，故在姓为姜，在种为羌。”
姜姓各部落，奉伯夷、四岳为祖神。《国语·周语》说：“（上帝）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其后有申、吕、齐、许等国；《郑语》又说：“姜，伯夷之后也。”四岳又称太岳，《左传》隐公十一年说：“夫许，大岳之胤也”；庄公二十二年又说：“姜，太岳之后也。”四岳，在《山海经》中写作西岳，形近致误。杨宽在《中国上古史导论》中断言：“伯夷之称四岳与太岳者，盖又因伯夷本为西羌及姜姓民族之岳神耳。”
姜姓在西周为舅族之显姓，有申、吕、齐、许等诸侯，其中尤以齐与申，为周所倚重。姜姓诸侯为华夏的重要来源之一。但直到春秋，仍有姜姓之戎，姜戎的酋长驹支明确说：“我诸戎四岳之裔胄也。”即使姬姓，也有骊戎和狐戎，他们与晋通婚，受到了“同姓为婚”的指责。
氏羌与姜姓的关系，《山海经·海内经》说：“伯夷父生西（四）岳，西（四）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与姜姓同奉伯夷、四岳为祖神而异姓，表明了四岳苗裔的分化。
《山海经·大荒西经》又记述：“有互（氐）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互（氐）人。”氐人与羌人一样，是炎帝的苗裔。
此外，远古神话还有关于共工与鲧是羌人的天神与祖神的内容，而大禹出于九州之戎或西羌。在第一编远古各部落集团一节已经述及，炎、黄二帝部落集团，起源于陇山东西，渭水上游，是其在东发展的为华夏的主要来源之一，往西发展的即氐羌族系。共工与鲧禹，源出陇山地区，而兴于黄河中游。到商代他们的苗裔多已与商人融合，有些则在商人眼中仍是羌人。
上述远古神话关于氐羌与炎黄的渊源关系，在考古学上得到了印证。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证明，陇山东西，黄河上游的仰韶文化与黄河中下游的仰韶文化，距今七八千年的，有陕甘接壤地带陇山两侧的老官台文化及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有河南及河北南部的磁山·裴李岗文化。大致上，今河南境内及河北南部的仰韶文化是从磁山·裴李岗文化发展而来的；晋南、陕西乃至甘青地区的仰韶文化是由老官台文化及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发展而来的，陇山以西，甘青及今宁夏南部，四川西北部，继仰韶文化发展的为马家窑文化，年代约当公元前3300—前2050年，基本上与黄河中游及古黄河下游的河南、晋南、陕西、冀南地区的龙山文化平行发展。这时中原地区已进入炎黄与两吴两大系统各部落集团的斗争与融合时期，形成以黄帝、尧、舜、禹为代表的王朝前古国共主“禅让”的时代。
在黄河中上游，继马家窑文化发展的是齐家文化，这是早期青铜文化，与马家窑文化的分布范围基本上重合。齐家文化的来源，可能不单纯来源于马家窑文化，也受了陇山以东乃至关中文化的影响，年代上限相当公元前2000年，已进入夏代编年范围。
马家窑文化与齐家文化，都比较集中分布在黄河中上游一些适于农耕发展的河谷地带，从出土的生产工具和当时人的生活遗留看，都是比较原始的农耕文化，同时养畜业和渔猎经济也占较大的比重，阶级分化已经出现。
继齐家文化发展的黄河上游青铜文化，陇山以西至甘南洮河流域有寺洼文化，仍以农业为主；黄河上游及湟水流域分布的卡约文化，则已发展为以游牧为按照传统的观点，羌人似乎从起源时代起就是游牧族群。同时传统的看法，认为原始社会各部落的经济发展，都是由采集、狩猎、游牧，再发展为农业的。考古学证明这种传统的看法是不科学的。我国所有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除北部草原以细石器为主要特征的诸文化可能是以狩猎或渔猎为主，其余各种新石器文化，包括陇山以西，黄河上游的新石器文化和早期青铜文化，都是以农业为主的文化。只是在青铜文化有所发展，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高，当地各部落才突破自然的限制，来到广大草原上发展了畜牧业，成为游牧民族。西戎氐羌在起源时代，是由原始的农业各部落，到青铜时代才发展为游牧的各部落的，他们成为游牧民族是在中原已建立夏、商王朝的时期。《说文》称：“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风俗通义》也说：“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羌’从羊、人，因以为号。”许慎、应劲所作的这种诠释，都是指夏商以来中国西部的羌人，若说氐羌起源时代，则都是以原始农业为主，兼事渔猎的各部落与族群。
二、夏商时期的氐羌
公元前21世纪至前11世纪，即夏商时期，包括在氐羌范畴中的各部，大致可分为今陕西子午岭以西和以东两大部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