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藏传佛教各教派形成的历史历程中，各教派分别修建了一些寺院。寺院建成后，事实上形成了诸多个宗教文化中心，随着寺院的建成，在寺院附近出现了大小不等的集镇，农牧民的商品交换活动，也都在这里进行，因此，寺院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繁荣封建经济和文化的作用；另一方面，出资建寺的一些僧俗不分的封建领主，也都是选在农牧业较为发达的地点，或贸易、交通要冲处建立寺院，否则无以养活为数众多的僧人。
从藏传佛教各教派形成之日起，历史上即不断出现各教派之间的斗争，甚至同一教派的不同支系间，也不断发生纷争。其实“教派之争”的实质是这些僧俗一体的封建领主之间为争夺权势而进行的争战。直至17世纪中叶格鲁派（黄教）寺院集团取得绝对优势地位以后，“教派之争”始基本结束。
第二节邻近汉区原吐蕃辖区进入封建社会
自吐蕃王朝崩溃后，“末”起义席卷了邻近汉区的原吐蕃辖区。在河西陇右（今甘肃、青海两省东部）直到导江（今岷江）流域以西地区，以原属吐蕃的诸族部为主，包括汉族及其它各民族分别割据自立，“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互不统属。这些地主势力集团“各有首领，内属者谓之熟户，余谓之生户”。这一辽阔地区内的农牧业生产一向发达，由于这里是唐朝和吐蕃长年争战的前线，以及吐蕃王朝的残酷统治，致使生产力遭受到严重的破坏。随着吐蕃王朝的崩溃和末起义的胜利，当地吐蕃等族较快地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一些地区以养马为主的畜牧业也有所发展。
汉文史籍关于末的记载，止于912年（后梁乾化二年）：是年二月“末首领热逋钵督、崔延没相等并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遣还本部”。此后的末部已与当地各族部融合，走上了共同发展的道路，遂不再见之于史。
总之，由于邻近汉区的原吐蕃辖区，历史上受先进生产方式的影响较早，和中原封建王朝的政治联系更为直接，一些陆续兴起的地方势力，先后向唐、后梁、后唐、后汉、后蜀等王朝朝贡、请封，建立了不同程度的隶属关系。
10世纪中叶，宋代兴起，这一关系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因而这些地区要比远离汉地的吐蕃本部，更早一步地完成了封建化。
下面，分别叙述几个地区进入封建社会的情况和特点。
一、泾、渭二水上游地区
泾、渭二水发源于今甘肃省东部，二水的上游谷地于11世纪初叶时，有很多吐蕃族部居住。
宋初即存在着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朝的武力威胁，双方长期处于和战不定的局面。随后，宋朝不断受到党项人建立的西夏王朝（1032—1227）的侵扰，西夏又成了宋朝西北方的一个劲敌。西夏辖区从河套到贺兰山，与汉地连接西域的交通要道“河西走廊”相邻，号称“地饶五谷，岁无旱潦”，农牧业都比较发达，加以建国伊始，武力雄强，其势力如向南扩张，泾、渭二水的上游便是首当其冲的前沿地带。
为了防御西夏南侵，自11世纪初叶，宋朝即在泾、渭上游委任吐蕃各族部的大小首领，担任各级官吏，招抚其下属人民屯田。在蕃汉杂居区，推行优待蕃部的政策，拨给闲田，免税耕种。每到春秋季节，宋朝还派军队保护其耕作和收获。吐蕃族部，名为“熟户”的，宋朝称之为“内属”臣民。宋朝还规定，禁止附近汉民购买已经拨给“熟户”蕃民的土地，已购者勒令退还，以保护屯田制度。
宋朝又通过委任的各部首领，招募一部分蕃民组成以使用弓箭为主的地方武装力量，名为“弓箭手”。充当弓箭手者，除原有的耕地外，另外再拨给一定数量的土地耕种，规定二年以后缴纳一匹马，以代替租税；同时，宋朝还征调各族部人力，筑堑、浚壕、立栅、修建堡砦，以防西夏的武力侵扰。
宋朝对待泾、渭上游的吐蕃诸族部，凡属蕃人内部的纠纷，依本族习惯法处理；蕃汉民族间发生争端，则按宋朝的法律裁决。同时，宋朝还向蕃人明确其应守法律，逐步加强对本地区的治理。
上述表明，宋朝将泾、渭上游地区的吐蕃诸族部置于其直接统治之下，推行寓兵于民的屯田政策，所规定的封建义务并不苛重，使吐蕃诸族部得以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恢复和发展生产。宋朝的管而不严，征而不重的统治，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在较短的时间内使这里的封建经济取得很大的发展。
二、凉州—六谷地区
与泾、渭二水上游相邻的河西走廊，曾被吐蕃王朝长期占据，但是原居的汉人为数众多，对较后到来的吐蕃人民在发展生产方面，起了有益的作用。吐蕃王朝崩溃后，唐朝继续在河西走廊的重镇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设置管理军政的官员。从唐末经五代直到宋初，凉州的吐蕃六谷部势力强大，10世纪中叶，六谷部左厢首领折逋嘉施曾向后汉请命，被授以节度使官职。宋朝对六谷部首领的封赐格外优厚，这是由于六谷部是协同宋朝共御西夏南侵的主要力量；还由于凉州历代以产良马著称，宋朝的北路马匹来源，主要由凉州提供的缘故。六谷部首领先后有折逋葛支（宋太祖朝）、折逋阿喻凡、折逋喻龙波（太宗朝）、折逋游龙钵、潘罗支、厮铎督（真宗朝）等人，或入朝，或贡马，与宋朝关系密切。1001年（宋咸平四年），宋朝授潘罗支管理凉州地方的行政大权。后又布施大量财物，作为修建当地佛教寺院之用。宋朝国势积弱，有“弓矢兵器不入外夷”的规定，而对六谷部却破例赐给弓箭和其它武器多种，增强其武备力量，以利于共同抗御西夏的侵扰。
1004年（宋景德元年）西夏主李继迁攻下凉州后，潘罗支集六谷部及邻近者龙族反击西夏军，大胜，李继迁中流矢遁死，先是潘罗支屡请助宋合击西夏，或以凉州路远，不能预约出兵日期而持异议，真宗赵恒认为：西夏“每来寇边，及官军出则已遁去，使六谷部族近塞捍御，与官军合势，亦国家之利”。潘罗支奏捷，说明宋朝联六谷部共御西夏，取得了一定成效，六谷部因而也得到宋朝更多的支援。当1006年（景德三年）六谷部人民遭受到瘟疫蔓延的灾难时，宋朝一次就拨给犀牛角、白龙脑、安息香等各种药材76种之多，及时地解除了六谷部人民的病痛危难。六谷部向宋朝贡马，一次即达2000—5000匹，宋朝则是以汉地的彩缯和茶叶作为回赐。
此后二三十年间，六谷部和汉地的贸易发展，商旅往来频繁，直到1028年（宋天圣六年）六谷部被强大的西夏武力攻占之前，六谷部和宋朝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
三、湟水流域—唃厮啰部地区
1032年六谷部被吐蕃攻破后，属民多退往湟水流域，依附于另一支吐蕃地方封建势力厮啰部。
厮啰，既是人名，又是族名，也是地名和地方封建政权名。吐蕃语，意为佛子。作为人名的厮啰（997—1065），本名欺南陵温篯逋，吐蕃赞普达玛——欧松一系的后裔，生于磨榆（或译玛域，今西藏阿里地区与印辖克什米尔接壤的地带）国。
12岁（1008年）时由高昌（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来到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市）。
当时，河湟地区吐蕃族部的首领李立遵（据宗哥，即今青海省平安县）和温逋奇（一作温逋哥，据邈川，即今青海省乐都县），得知厮啰系吐蕃赞普之后，可借以号召部众，遂迎厮啰至廓州（今青海省化隆县境）。不久，李立遵又将厮啰迁至宗哥，挟厮啰以号令附近各族部，自封为厮啰的“论逋”（相），较前更具实力。
李立遵，一作李遵，又称郢成蔺逋叱，原为僧人，故称“蔺逋叱”（今译仁波且，蕃语对僧人的尊称），后还俗，割据一方。自得厮啰后实力大振，又图谋自立为“赞普”，请求宋朝册封。宋朝不许，认为“赞普，可汗号也。立遵一言得之，何以处厮啰邪？且复有求，渐不可制”，只授给李立遵保顺军节度使的官职。厮啰虽处“赞普”位，既未请封，也未受封，实则大权旁落，而受制于人。
李立遵向宋请封赞普未遂，心怀怨恨，1016年（宋大中祥符九年）与宋军战于三都谷（今甘肃省甘谷县境），宋将曹玮以逸待劳，“迫奔三十里，斩首千余级”，李立遵战败，退返湟水流域。
三都谷战后，厮啰与李立遵失和。约于1023年（宋天圣元年），厮啰迁邈川依温逋奇，与宋通好。1032年（宋明道元年），宋授厮啰宁远大将军、爱州团练使职，授温逋奇归化将军职。旋温逋奇又阴谋取代厮啰，发动政变，事败被杀，厮啰迁青唐（今青海省西宁市），结束了受制于地方豪酋的无权地位，建立起当时统辖洮惶流域数十万属民的以吐蕃族为主体的封建政权，即厮啰王朝。
厮啰建政初期即面临西夏的武力威胁。西夏自元昊执政（1031）后，以凉州为据点，积极准备向河湟地区进攻。1035年（宋景祐二年），元昊攻破厮啰部猫牛城（一作牦牛城，今青海省大通县境），进而又攻青唐等地。厮啰率吐蕃诸族部反击入犯的西夏军，“数以奇计破元昊”，将元昊逐出河湟地区。从此，厮啰政权得以日益巩固。
1038年（宋宝元元年），宋朝授厮啰保顺军节度使职。在相对稳定的形势下，厮啰政权维持了近百年的统治，与宋朝一直保持臣属关系，并听从宋朝的调遣，派兵与盘踞在河西走廊的西夏军作战。厮啰卒（1065）后，三子不和，董毡据青唐，瞎毡据龛谷（今甘肃省榆中县境），磨毡角据宗哥。至12世纪初叶，三部先后降宋，子孙内徒，受赐赵姓。
自厮啰迁青唐后，兴修宫殿，设置官府，广建佛寺，发展生产，制定了一系列的施政措施。厮啰的辖区内草原广阔，河谷地带土地肥沃，农牧业生产都比较发达。在与境外的交流，厮啰不断以农牧产品与内地进行广泛的贸易活动，其中马茶交易是主要的内容，也是大规模“茶马互市”的前导。另外，厮啰部还从内地运进铁器、铜器和纸张等物品。自河西走廊为西夏占据后，西域各地商旅去中原地区，多绕道经过厮啰境，一时之间，青唐成为沟通中亚交通的要地，厮啰部的商税收入大增，而且往来商贾携带的商品，部分地在厮啰就地进行交换，从而给厮啰市场带来空前的繁荣。
厮啰政权有鞭笞、杻械等刑罚，但尚无成文法，诉讼从习惯法和神法。由于厮啰本人大力兴佛，佛教僧人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在调解争端、通好联络方面，僧人起着一定的作用。厮啰部通用吐蕃文字，以十二地支纪年，保持着吐蕃民族的文化传统。
四、熙州（临洮）、河州（临夏）地区
厮啰部的分裂衰落，使西夏势力得以南进，原来宋朝联合厮啰部共同防御西夏的战略破灭，因而迫使洮河流域的熙州、河州地区必须加强自己的防卫力量。
宋神宗时（1068—1085），王安石为相，颁行新法。屯兵营田的制度也在熙河地区开展，而且较此前在泾渭上游的屯田规模更大，制度也日趋完备。当时熙河地区的居民仍以吐蕃诸族部为主，如何使蕃民纳入屯兵营田制度，以加强当地的防卫力量，是宋朝十分重视和关切的问题。此时，王安石极力向朝廷举荐王韶经营熙河地区。王韶是当时有识之士，曾诣阙上书，提出“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则夏人有腹背之忧”的战略远见，很得神宗赵顼的赞赏。1072年（宋熙宁五年），宋朝派王韶招抚沿边诸蕃部。数年间王韶在熙河地区开拓土地1200里，招抚蕃族30余万。
1074年（熙宁七年），王韶又在当地招募蕃兵弓箭手，使之分驻各砦，每砦又分三五个指挥，每指挥下辖弓箭手250人，每人给地1顷，蕃官2顷，大蕃官3顷。另募汉族弓箭手为队长，逐步使蕃兵与汉兵在体制上趋于一致，加强了当地的防御力量。但是，不少蕃民在分得田地后不善经营管理，为鼓励蕃民通过垦殖发展生产，并防止他们向私人借贷，以致无力清偿，失去土地，宋朝特别放给屯垦蕃民年息十分之一的“官钱”贷款，名为“蕃汉、青苗、助役法”。同时，宋朝在熙河地区还招募了一部分蕃民，利用荒辟耕地免租牧马，推行寓马于农、兼事畜牧的政策。对一些不愿从事农耕而乐于经商的蕃民，宋朝也准许他们以土地向汉民换取商品，使蕃汉两民族互通有无，各得其利。
原来熙河一带，因唐蕃间战乱频仍，农田大部分荒废无收，历经五代、宋初，当地粮食都是由内地辗转运来的。宋朝的屯兵营田政策在熙河地区收到了成效，仅经过二三十年，至12世纪初叶时，熙河二州的粮食已达到自给有余的水平。
随着熙河地区农牧业生产的发展，附近吐蕃族部与内地的联系也日益增多。经营熙河地区的宋将王韶，鉴于蕃汉两民族间马茶交易的重要作用，针对熙河地区缺乏茶叶，又以茶与蕃民易马，曾奏请朝廷运送蜀茶来熙河。宋代，北路马源枯竭，急待开发西路马源。王韶的建议得到采纳，宋朝设置了专门管理茶马交易的机关，又在熙、河二州和雅州（今四川省雅安市）等地设立马市，经营以雅州、名山（四川省今县）等地的茶叶换取蕃马事宜。仅熙河地区在11世纪90年代，每年输往内地的蕃马即达2万匹之多。
历史上的“茶马互市”并非始自宋代，长期以来从事畜牧业生产的吐蕃各族部，即有以羊、马或其它畜产品，向汉族换取茶、绢等物品的传统。宋朝发展了这一传统的交换关系，将蕃、汉两民族间零星的马茶交易集中起来，使之成为一项大规模而有组织的贸易活动。茶马互市既反映了汉族与吐蕃族经济联系的日益增强，也表明了两民族人民之间互相依赖、互相支援的亲密关系，具有极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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