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时代除了上述地方行政区划外，还有一种介于省与路府州之间的“道”，实际上是省的派出机构。元代道分2种：一是宣慰司道，是协助行中书省治理部分路府州县的行政机构，一是肃政廉访司道，是主刑名监察事务的机构，都有各自的辖区。明代一省由布政使分出治理部分府州县的钱谷，称分守道；由按察使分出主管部分府州县的刑名，称分巡道。清代沿袭明制，长官通称道员。北洋政府时，曾分一省为数道，取消分守、分巡等名称，设置道尹。1928年取消道制。十年内战时期，国民党政府为了围剿苏区，曾设置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先在江西省推行，即将江西划分为几个区，置行政督察专员管理，辖区即称专区。以后推行至全国，大致相当明清时期的道。

民国初年撤废了府厅州制度，全改为县。由省直辖县。另有设治局（性质近似清代的厅）管理少数民族地区。国民党政府时期又增设市一级政区，分院辖市（初称特别市，后改，如南京市、上海市、北平市、天津市、青岛市等）、省辖市（如杭州市、南昌市、福州市等）两种。据1947年建制，其统隶关系如下表：

（邹逸麟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理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国家。中国人民的祖先很早就劳动、生息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不断地改造周围的自然界，使中国的地理环境在全新世以来约1万年的时间里起了很大的变化。早期的这种变化幅度不甚显著。在中国各族人民相继进入新石器时代后，生产工具不断改进及由此引起社会制度的种种变革和人们对自然界愈来愈多的索取，对中国地理环境的变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对以下3方面，影响更为显著：

1自然环境。在中国历史时期中，自然环境各要素的变化及其在变化过程中的相互影响极其复杂，如气候、植被、河流、海岸、沙漠等方面均历经变迁（见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和植被的变迁、中国历史时期东部平原的水系变迁、中国历史时期海岸线的变迁、中国历史时期沙漠的变迁）。

2疆域和政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每一个成员在历史时期劳动、生息的范围及其所建立的政权疆域和政区，都是中国历史上疆域和政区不可分割的部分。中国现今的疆域和政区是4000多年来以华夏族为主体政权与周围各族的部落、部族和政权长期融合中逐渐形成的（见中国历代疆域变迁、中国历代政区沿革）。

3社会经济环境。中国大约在1万年前就有了原始农业。以后随畜牧业和种植业的分离、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以及因自然社会条件不同而造成各地区之间经济上的差异，剩余农牧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交换就成为社会的需要，商业活动也由此兴起并渐趋繁荣，于是相应地出现沟通各地区之间的交通路线、商业聚落和城市，并不断地演变、发展（见中国历史时期北部农牧界线的变迁、中国历史时期主要农业区的变迁、中国历史时期蚕桑、植棉业和纺织业的分布和变迁、中国历史时期人口的分布和迁徙、中国历史时期城市分布和交通路线的变迁）。

（邹逸麟谭其骧）

中国历史时期北部农牧界线的变迁在中国，距今一万年的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华民族的大部分就进入了以种植业和畜牧业为主的社会。不同族别根据自身所处地区的不同自然条件和传统的影响，各有不同的侧重。后随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农牧关系的一个特点，就是从事种植业的民族和从事畜牧业的民族在地域上分离，农耕区和畜牧区之间分工明显。这种地理上的界线，在历史时期由于民族活动和地理环境的变化，有过较大的变迁。这种变迁又为中国地理形势（东、南临海，西部为青藏高原）所决定，主要发生在北部地区。

历史上中国北部农牧界线的变迁，大体上应从战国时代说起。战国以前，从春秋上溯至三代，在黄河流域的各诸侯国之间，杂居着许多被称为戎、狄、蛮、夷的民族，有的从事狩猎，有的从事畜牧，与中原“诸夏”各国经营的农业区错杂而处。同时列国之间还存在不少瓯脱地带（即缓冲地带），既非农田，也不是牧地。因而很难说当时已存在着一条农耕区和畜牧区之间的分界线。

战国时期战国时期开始，铁制农具的普遍推广，使种植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恩格斯说：“铁促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当时各国竞相大力发展农耕生产，扩大耕地面积。秦孝公时商鞅“坏井田，开阡陌”，“辟草莱”，奖励垦荒，农作耕地成片扩展，就是典型的事例。而原先杂居在中原地区戎、狄、蛮、夷也多被华夏族同化，进入农耕社会。黄河流域以农耕业为主要生产形式已基本确立，而北方草原地区民族仍然继续从事传统的畜牧业，于是出现了一条农耕区和畜牧区之间的分界线。

《史记·货殖列传》关于经济区划的叙述，大致反映战国至汉初的情况。它将全国分成山东、山西、江南、龙门碣石以北4个经济区。山东即关东，泛指崤山、函谷关以东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战国以来已成为农耕区了。山西本泛指崤山、函谷关以西，关中盆地和泾、渭、北洛河上游，西至黄河均在其内。但关中盆地自周秦以来的经营，已是“沃野千里”，“好稼穑，殖五谷”的农耕区。只是其北面的泾、渭、北洛河上游及其迤西一带，即西汉时代的天水、陇西、北地、上郡地区，春秋以来为戎狄所居，至汉初仍是一片以“畜牧为天下饶”著称的畜牧区。战国秦昭王所筑长城一线，当即当时农牧分界线。江南地区地广人稀，饭稻羹鱼火耕水耨，是比较落后的种植兼渔猎经济区。龙门、碣石以北是“多马、牛、羊、旃裘、筋角”的畜牧区。龙门即今禹门口所在龙门山。其北为黄河山陕峡谷，河西为陕北高原，河东为晋北高原。“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战国时赵武灵王虽破林胡、楼烦，筑长城，与匈奴为界，而林胡、楼烦故地仍以畜牧为主。碣石指河北昌黎碣石山，为燕国之地。燕昭王时，击破东胡，筑长城，自造阳（今河北独石口附近）至襄平（今辽宁辽阳市），以拒东胡。今天在燕秦长城遗址沿线的古城堡中出土了一批与中原形制相同的铁制农具。可见当时东北农牧分界线大致即燕北长城一线。黄河上游青海湖以东的河湟地区，战国以来即为以射猎为业的羌人所居；河西走廊在西汉武帝以前是匈奴浑邪王、休屠王的牧地，都不是农耕区。

总之，从战国至西汉初年，自今青东河湟地区向东北经陕北、陇东的泾、渭、北洛河上游、晋西北山陕峡谷流域南缘龙门山，又东北沿着燕秦长城至今辽宁境内，存在着一条农牧分界线。此线以北并非绝无种植业，如匈奴、羌人均有少量旱作物，然在整个经济生活中所占比例极小。至于新疆天山南北绿洲中很早有了农业，但在其本区内部以及与东部地区均为荒沙所隔，姑置不论。

秦汉时期上述农牧界线，由于中原王朝势力的扩展和汉民族大量迁入边区到秦汉开始发生变化。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派蒙恬逐匈奴，取今河套包括鄂尔多斯高原的“河南地”，在这块自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是游牧民族活动的“草木茂盛，多禽兽”的森林草原地带，设置了44县，并修筑长城。三十六年又迁三万家于北河（今河套乌加河）榆中地区。这二次大规模移民戍边的结果，将农耕区的北界推进至阴山以南一带。不久，始皇死，蒙恬被杀，接着爆发了农民大起义。戍边者乘机逃回，匈奴渡河而南，与中原王朝以战国以来的故塞为界。

汉代初年，与匈奴以朝那（今宁夏固原东南）、肤施（今陕西榆林南）为界，大致即战国时代的农牧界线。到了汉武帝时代，北伐匈奴，复取河南地后，从内地迁去近百万的汉族人民安置在北部沿边诸地，设置了大批郡县（见中国历代疆域变迁）。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末年山陕峡谷、泾渭北洛河上游、晋北高原以至河套地区，人口竟达310余万。如果不是开辟出相当数目的耕地，是无法维持其生存的（20世纪60年代在今套西乌兰布和沙区内就发现过汉代垦区的遗址）。在河西走廊消灭了匈奴休屠王、浑邪王以后，设置了4郡35县，从今豫、鲁、冀、陕等地迁丢大批人口，兴修水利，开辟农田。西面拓疆至羌中，令汉人进入河湟地区，开垦屯田。总之，自汉武帝以后，北部农牧界线大大地向北推进，除了中间有一块伊克昭盟部分草原外，西面已达乌兰布和沙漠和贺兰山、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北面已抵阴山山脉，东面仍沿着长城一线。

东汉初年因匈奴南侵，一度放弃了从河套至晋北的沿边诸郡。公元50年南匈奴降附，散居在西河、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一带。其中还杂有羌、胡、乌桓等族。西部羌人自东汉初年以来不断叛乱，并向内地进犯。金城、陇西、安定、北地、上郡等地的汉人都从陕北、陇西一带迁至渭水流域。大批以匈奴、羌族为主包括乌桓、鲜卑等杂胡入居泾、渭、北洛河和山陕峡谷流域的沿边8郡，其结果必然突破了秦汉时代形成的农牧界线。据谭其骧教授估计，入居缘边诸郡的少数民族总数约在百万左右，而从事农业生产的汉族人口却大量下降。新的农牧界线内缩的情况虽不甚明了，但沿边8郡大部分土地成为半农半牧或农牧交错区该是无疑的。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对边区的统治已无法维持，终于放弃了朔方、五原、云中、定襄、西河、上郡、北地7郡的全部和安定郡的一部分。同时也放弃了桑干河上游代郡、雁门2郡各一部分，“百姓南奔”，“塞下皆空”。这些地区几乎全为羌胡所居。三国时南匈奴5部3万余落，散居在汾水流域。西晋太康年间又有匈奴10余万人居雍州。当时关中地区人口约百余万，而“戎狄居半”。大量北方民族的入居中原，阶级矛盾和民族予眉随之加剧，最后导致长达一百多年的十六国混战时期，农业人口大批死亡和流徙，耕地荒芜，为畜牧业发展创造了条件。当时北方各游牧部族入居黄河流域后，其中一部分已逐渐汉化，从事农耕，上党羯人石勒即为人耕奴。如匈奴后裔稽胡分布在“自离石（今山西离石）以西，安定（今甘肃镇原东南）以东，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间，种落繁炽，亦知种田《周书·异域传上》”。但大多数匈奴、鲜卑、氐、羌还保持着原来的部落组织，在其聚居地区，当仍从事畜牧业。即使由汉人建立的前凉政权所居河西走廊地区，也由于境内散居着大量鲜卑、氐、羌等族，畜牧业仍占相当重要地位。晋末洛阳匮乏，前凉以“马五百匹，布三万匹”为献。前赵兵锋逼临境下，前凉遣使称藩，献马1500匹，牛3000头，羊10万口。《西河旧事》说：“河西牛羊肥，酪过精好。”其他各民族政权之间的战争，多以俘获牛羊为数。可见当时黄河流域北部地区，畜牧业已占有相当的比重，农耕地和牧地错居杂处，很难划出一条农牧界线了。

北魏至隋唐时期北魏时期再度将农耕区北界推进至河套地区。拓跋氏自迁居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以后，就在五原（今包头市西北）和稒阳（今固阳）塞外进行屯田。4世纪末迁都平城，又在今山西大同市周围“劝课农耕”，“为畿内之田”。在银川平原上引黄灌溉，兴办农业，大获其利，并有余粮支援河套以北的沃野等镇。以后西魏、北周在河套、陕北地区不断增置郡县。隋代也设置了丰、胜等州，都反映了农耕区域的扩展。但这时期农牧转化的特点与西汉时期不同：1不是将少数民族赶走，迁入大批汉人，而主要是原住此地少数民族的逐渐汉化。当然也还有少数汉人迁入。这种转化是极其缓慢的，在地域上也是逐渐扩展的。2鄂尔多斯草原经秦汉时代的过度开垦后，造成了森林植被的严重破坏，在当地特殊条件下，已出现了沙漠化的迹象，业经破坏了的生态环境再已无法恢复。如5世纪时，高原的西部“道多深沙”，南部出现了不少“沙丘”、“沙陵”和“沙溪”。在这些地区已无法再恢复农耕。例如北魏平定了赫连夏，并占有了秦陇以后，“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隋朝在河套地区进行屯田，而在其南的今鄜县、合川、泾川以南一带，却是“勤于稼穑，多畜饮”的农牧兼营区。由此可见，自北魏以来，在新恢复的河套农耕区以南与传统农耕区关中平原之间，存在着一片半农牧或农牧交错的过渡地带。

唐代在安史之乱以前在陇右、陕北地区设了许多牧监，发展国营畜牧业。麟德时（664～665）有马70.6万匹，开元时（713～741）有马44万匹。以原州（令甘肃固原）为中心包括秦、渭、会、兰4州之地监牧地范围至广，东西约300公里，南北约200公里。在晋北岚州（今山西岚县北）置内外厩都使，管辖楼烦等3监，其中楼烦监最为著名。唐时鄂尔多斯地区先后为突厥，党项所居。以内附突厥部落所置的六胡州（后改置宥州，治今鄂托克旗南城川古城）地，以产马著称。在党项族所居的夏州（治今内蒙古乌审旗白城子）境内，人烟稀少，“所业无农桑，事畜马牛羊橐驼”。这时鄂尔多斯地区北部今库布其沙漠区内已经出现“库结沙”、“普纳沙”等沙地（《新唐书·地理志》、《贾耽四夷道里记》）。其南部今毛乌素沙地的夏、宥一带，更有“广长几千里”的流沙（全唐文737沈亚之《平夏》），夏州城外积沙，“高及城堞”（《新唐书·五行志二》）。上述已经沙漠化了的自然环境当然不可能再发展种植业，况且原来留居的就是游牧民族，必然继续进行传统的畜牧业。而与夏、宥2州相邻的胜州（治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十二连城）、麟州（治今陕西神木县北）一带，“地甚良沃”（《元和志》）、“人至殷繁”（《会昌一品集》卷14），已辟为农耕区，此两州正当今窟野河一线。夏、宥2州南界包有今横山、白于山地区，则当时的农牧分界线大致在今窟野河和横山、白于山以南一线。至于阴山以南黄河北岸，自唐中宗景龙时（707～709）张仁愿筑三受降城后，也进行过屯田，首尾数百里，开田数千顷。不过与中原农耕区未能连成一片。

辽金以后自7世纪末移居夏州一带的党项族，至10世纪才建立西夏政权，11世纪拓地东有鄂尔多斯高原，西有河西走廊，北抵大漠，南以横山与北宋接界。党项族原是从事畜牧业的，以其统治境内自然环境而言，畜牧业仍占很大比重。但其境内汉人则多从事农耕，在银川平原利用汉唐旧渠、在河西走廊甘、凉等州利用祁连山雪水进行灌溉，开辟农田，具有一定的规模。契丹和女真受汉族文化影响较深，占有北中国后，在汉唐以来传统的塞外地区开始发展粗放农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内蒙古东部的西辽河流域。10世纪开始，契丹就将战争俘掠来的汉人和灭渤海国迫迁来的渤海人，安置在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进行农耕，使这块草原地带初次有了种植业，以后又向北推向克鲁伦河和呼伦贝尔草原，形成了传统农耕区外的半农半收区。金代继承了这种局面，并将种植业发展到洮儿河、第二松花江和拉林河流域，大兴安岭则成为蒙古高原和松辽平原之间天然的农牧分界线。

元代蒙古族入居中原，将所占北方不少农田返耕还牧。不过也有新辟的农耕地，如将屯田推进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一带。但与牧区交错，分布零星。明初开疆拓土，在大同、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等开置屯田，设立卫所。永乐、宣德以后，鞑靼、瓦刺、兀良哈逐渐占领了今长城以外地区，明朝卫所或废或撤，随即修筑了边墙。边墙以外，河套以南的鄂尔多斯地区的库布其沙漠和毛乌素沙地均已十分发育，无法进行农耕。明代沿边各卫所官员招引边民于边墙外开垦营利，农耕线逐北推至界外，但远者不过七八十里，近者二三十里，所以边墙实际上是当时的农牧分界线。

清代统一长城内外，初年规定边墙外25公里为禁留地，是汉、蒙古两族的分界线。康熙年间准许蒙古王公和内地汉民合伙种地，蒙古境内开始发展种植业。后来去口外垦地的汉民日众，引起清政府忧虑，遂每年由户部发放准垦凭证，以便控制汉民进入蒙古草原。雍正年间募民于边外垦种，规定春往冬归，不许移家占籍，但所耕范围有限，不出边外25公里地。乾隆以后内地贫民出边墙垦种者日众，难以控制。此外，山东贫民往往出山海关或渡海至辽东，然后奔向松花江、嫩江流域。河北人从长城要隘奔向口外东蒙古地区，山西人出杀虎口走河套归化（今呼和浩特）一带，陇右农民往往去银川平原。总之，清中叶以来，由于汉人的进入，农耕区向四周扩展。但毕竟还是插花地，尚未改变整个草原地区的景观。顺治年间在东北地区所修筑的柳条边（老边）和康熙年间所修筑的新边，除了保护长白山区“龙兴之地”外，老边的西段和新边还是盛京、宁古塔和蒙古的分界线，实际上也是东北地区的农牧分界线。此线以西为蒙古游牧区，受蒙古王公管辖；此线以东是受盛京、宁古塔将军管理的农业区。

清末光绪年间开始，进入后套地区的晋、冀、察、绥及陕北饥民日增。清政府也在河套一带推行“开放蒙荒”、“移民实边”的政策，兴办垦务。光绪二十八年（1902）设督办蒙旗垦务大臣，在绥远设垦务总局，在包头设分局，对伊盟地区进行大规模开垦，后套一带的可耕地也全被开垦。总的说来，清代北部的农牧界线可以说有两条：一条是陕西省北界和晋、冀长城至辽西努鲁儿虎山一线，此线以南为衣耕区；一条是由阴山山脉，东至乌兰察布盟的乌拉山迄大兴安岭南端，此线以南有部分是半农半牧区。内蒙古东4盟中昭乌达、哲里木2盟和1950年分划给热河、辽宁、内蒙古3省前的卓索图盟都有不少耕地，但大多比较分散，仍属农牧交错地区。

（邹逸麟谭其骧）

中国历史时期蚕桑、植棉业和纺织业的分布和变迁蚕桑业和丝织业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蚕桑业的国家。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绢片和丝带，经鉴定为家蚕丝。以后在江苏吴江梅堰和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器物上又发现了蚕纹图案。这些都说明长江流域的中国先民经长期采用野蚕丝的实践，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已将野蚕驯化为家蚕，至今约有四五千年的历史。黄河流域至今尚无确凿的证据证明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了蚕桑业，不过从种种有关迹象看来，黄河流域蚕桑业的起源也是很早的。

安阳殷墟出土过一只雕琢逼真的玉蚕，安阳武官村所发现的戈援上，残留着绢纹和绢帛。甲骨文里已有了蚕、桑、丝、帛等象形字和祭祀蚕神的记载，说明在商代黄河流域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育蚕和丝织事业了。西周春秋时代的蚕桑事业，在《诗经》中有大量记载。再结合《左传》、《史记》等文献，可知今陕、晋、冀、豫、鲁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蚕桑业已相当普遍。长江流域的蜀国、楚国和吴、越都有蚕桑、丝织业。

到了战国秦汉时代各地丝织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几个主要产区：1齐鲁地区。齐鲁盛产蚕桑，《禹贡》青州贡有蚕丝或丝织品。战国时齐国丝织品举世闻名，能“织作冰纨绮绣纯丽文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齐（济）阴之缣”、“亢父之缣”均为名产。《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设服官的仅二处，一处即齐国都城临淄，名齐三服（春冬夏）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巨万”，产品以刺绣为主。2河南地区。其一产地中心在襄邑（今杞县）至睢阳（今商丘）一带。襄邑西汉置服官，以织锦为主。所谓“襄邑俗织锦，纯妇无不巧”（《论衡·程材》），产品专供宫庭皇室享用。襄邑东南“睢涣之间出文章，天子郊庙御服出焉”，汉初灌婴即睢阳贩缯者。另一产地为今濮阳一带的卫国旧地。《诗·卫风·泯》说“抱布贸丝”，说明丝已作商品进行贸易。《禹贡》兖州“桑土既蚕”，“厥贡漆丝，厥篚织文”。兖州在河济之间，正为卫国所在地。时称卫（濮阳）、陶（定陶）为中原重要商业都会，可能与丝织业有关。3楚国旧地。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河南信阳，湖北江陵、湖南长沙楚墓中出土了不少质地良好的丝织品。1957年长沙左家塘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一批丝织品中有各种颜色的绢和纹样繁缛的纹锦。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一件素纱单衣，薄如蝉翼，同时出土的还有绣袍和彩帛。可见战国以来楚地的丝织工艺水平已达到了惊人的水平。4成都平原。著名的产品是蜀锦。《西京杂记》载汉成帝曾下令益州留下三年税输，为宫廷织造七成锦帐，以沉水香饰之。东汉时成都城内有锦宫城以贮锦。城内锦江即以濯锦而得名。

两汉时代桑树种植的北界大致在泾渭河中游、晋中和冀北永定河流域。魏晋开始，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加强，促使桑树种植地域扩大。晋末平州刺史白容廆向东晋求桑种，于是辽河流域也开始种植桑树。不过那时种植桑除养蚕外，还有解决饥困的作用。东汉末年曹操、袁绍、刘备都曾以桑椹为军粮。但主要还是为了育蚕。例如河北地区种植了大批桑树，蚕丝业也十分发达。东汉末年开始按户抽调，所谓户调，即以绢、绵为对象。建安九年（204）令河北地区“户出绢三匹，绵二斤”。后历魏晋至唐代均实行户调制，可知丝织业已成为普遍的家庭手工业了。

魏晋南北朝时黄河流域丝织业最发达的是河北地区。清河（今河北清河）的缣、总（绢的一种），房子（今高邑）的锦、纩（丝绵）均为上品（左思《魏都赋》）。其他如巨鹿、赵郡、中山、常山等郡出产的缣也为人们所称道。《颜氏家训·治家篇》云：“河北妇人织纴组训之事，黼黻锦绣之工，大优于江东。”当时黄河流域丝织业较长江流域更为发达，长江流域最著名的是蜀锦。诸葛亮说：蜀汉“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当时江东尚未有锦，河北所产也不及蜀锦，故魏、吴二国都从蜀汉输入蜀锦。

唐代丝织品主要产地在河北、河南、江南、剑南四道，即今冀、豫、鲁3省和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和下游的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著名的产地有：定州（今河北正定）以产绫为主，赵州临城（今县）以产纩为主，扬州的锦被、锦袍为贡品，越州（今浙江绍兴）以产绫、纱等织丽之物著称，成都的蜀锦仍名闻于世。先秦以来蚕桑业一直比较发达的关中、河东地区，唐代开始渐趋衰落。

宋代以后黄河流域蚕桑、丝织事业逐渐走下坡路，虽河北、山东地区的蚕桑业仍保持着一定的发展势头，但就整个黄河流域而言已不及长江流域。探其原因大致有四：一是契丹、女真南侵的破坏。史载契丹行军“沿途民屋、园囿、桑柘，必夷伐焚荡”，“御寨及诸营垒，唯用桑柘梨栗”（《辽史·兵卫志上》）。女真入居黄河流域，猛安谋克“不自耕垦，及伐桑枣为薪鬻之”（《金史·食货志二》）。桑树被大量砍伐，必然影响育蚕事业。二是靖康战祸，北方大量人口南移，蚕桑纺织技术也随之南移，大大加强了南方丝织业的技术力量。三是可能由于12世纪开始黄河流域气候逐渐变寒，不宜蚕桑丝织业的发展。四是西北陆上丝绸之路的阻塞，海上域外交通的兴起，刺激了南方丝织工业的发展。而长江流域的桑蚕、丝织业则空前繁荣。建康（今南京）、苏州、杭州、成都等为南方丝织业中心。临安城中出售南方各地的绮、绫、缎、锦，名目繁多，花色齐全。长江流域的丝织业无疑已超过了黄河流域。

元代灭南宋以前，赋税中科差丝料大都以丝计两，少见丝织品。灭南宋后，江南地区仍旧制夏税折输绵、绢等杂物。可见黄河流域织造和原料生产已经分化，农家多以育蚕缫丝为限。而元代南方的育蚕和栽桑的饲养、培植技术和工具都比北方先进。明洪武年间规定黄河流域数省的夏税绢数共7.4万余匹，比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21.4万余匹少了2/3，正是反映了元末的情况。

明清时期长江流域是全国蚕桑和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尤其是东南一带，种桑育蚕几为家家农户的副业。育蚕缫丝以浙江湖州为全国之首。王土性《广志绎》说：“湖州所产、丝绵之多之精，甲于天下。”各地均来此收丝，获利甚高，以致当地农村出现以蚕桑为主，以稻收为副的现象。丝织业则以苏、杭、嘉、湖为中心的三吴地区为最。城镇居民皆习机业，并出现了一批以丝织业为主的集镇，如吴江震泽镇、盛泽镇、桐乡濮院镇、嘉兴王江泾镇等等。长江上游成都的蜀锦的地位已渐被三吴之产所替代，后经明末兵燹，成都的“锦坊尽毁，花样无存”，更为衰落。四川唯保宁府（治今阆中）所产丝，“精细光润，不减湖丝”，世称“阆茧”，远销山西（《农政全书》）。福建沿海漳泉所织倭缎，丝质也来自川北保宁（《天工开物》）。黄河流域丝织业总体而言远不及长江流域，但也有一些著名的产地。如山西潞安府（治今长治）所产潞绸，名闻宇内。其他如河北饶阳的饶绸、山东的鲁绸、青州的罗纱、关中的秦缎、秦绫、秦缣、河南的汴绸、汴绫，均曾名噪一时。

明清以后对蚕桑、丝织业发展有一定影响的是植棉业和棉织业的兴起。因为棉花比之蚕桑，“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故一部分丝绵为棉花所替代，一部分丝织品为棉布所替代。丝织业产品向高档发展，供应面当有所缩小。

植棉业和棉织业中国古代人民穿著的植物纤维主要是葛和麻。故古无“棉”字。以后棉布传入内地，为区别于蚕丝的“绵”，遂加“木”字称“木绵”。宋以前中原人没有看到过草棉、树棉的原物，以为就是用中国南方乔木攀枝花的纤维组成的。所以对草棉、树棉、木棉不能区别，统称之为“木绵树”。古文献中还有梧桐木、桐木、橦木、古终藤、娑罗木等名称，或指树棉、或指草棉不一。另外还有吉贝、古贝、织贝、劫贝、白叠等名称，据云都是梵语栽培棉或棉布的音译。宋代以后，棉种传入内地，人们开始对草棉和攀枝花的区别有所认识，“棉”字才正式出现（南宋袁文《甕牖闲评》）。

棉种自印度传入中国，大致分南北二道：

1南道。大致从缅甸、越南传入滇、桂、闽、广诸省。又可分为西南和南方二路。西南一路由滇入境，然后再传至四川。《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东汉时，今云南西部哀牢夷所居的永昌郡，“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李贤注引晋郭义恭《广志》云：“剽国（缅甸）有桐木，其华有白毳，取其毳，淹渍缉织以为布也。”《华阳国志》称这种布为“桐华布”。晋张勃《吴录》载永昌郡的木绵树，“高过屋，有十余年不换者”（《本草纲目引》）。这种梧桐木、桐木、木绵树无疑就是多年生型树棉。《史记·西南夷传》载张骞至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看到蜀布。左思《蜀都赋》：“布有橦华。”刘渊林注：“橦，木名，其华可绩为布。”蜀郡与永昌郡（东汉置）为邻，蜀布可能就是滇西所产之桐华布。这一带在张骞通西域前已与印、缅有交通往来，可见树棉传入中国西南边境至迟在汉武帝以前。南方一路大约从东南亚或越南传入中国两广地区。《后汉书·南蛮传》载，汉武帝时已向海南岛征调广幅布，“蛮不堪役”。东汉杨孚《异物志》说“木绵树高大，其实如酒杯，……广州、日南、交趾、合浦皆有之”（《吴都赋》注引）。可知两广地区在前2世纪前已有树棉栽培和棉布生产。魏晋时两广、福建等地普遍有树棉或草棉的种植，有吉贝、古贝、古终藤、娑罗木等名称。南朝时棉织品已传至长江流域。梁武帝“身衣布衣木棉皂帐”。陈朝吏部尚书姚察身居显要，门生送他南布一端。他说：“吾所衣著，止者麻布蒲练，此物与吾无用。”可见棉织品在当时还是稀贵的衣料。

2北道。从中亚传入新疆。近二三十年来，在新疆民丰、吐鲁番、于田发现过东汉至唐代各时期的棉织品。《梁书·西北诸戎传》最早记载到高昌地区（今吐鲁番）“多草木，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名曰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这是草棉在新疆种植的最早记载。当时已作为商品来交换，产量不应很少。《新唐书地理志》西州（治高昌）贡物有叠布，今在吐鲁番出土的唐代西州残存文书中，看出西州农户有种植小块棉田作为副业，市场上还有棉布作为商品买卖。

大约公元前2世纪棉花在传入中国西北、西南、南方诸地后，传播十分缓慢。北道长期停留在新疆一带，南道长期停留在滇、桂、川、广、闽一带。迟迟没有进入黄河流域或长江流域。两宋人的文集、笔记大多只记闽广有木棉。南宋诗人谢枋得（1226～1289）有《谢刘纯文惠木绵布》诗云：“嘉树种木绵，天何厚八闽”，“江东易此种，亦可致富殷”，”所以木绵利，不畀江东人”。清赵翼《陔余丛考》也说：“宋末棉花之利尚在闽中，江东无此种也。”

宋元之际是中国植棉业发展史上一个转折时期。无论在地域的推广、发展和应用的普及上都有显著的变化。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棉布10万匹。反映13世纪中叶南方的植棉业和棉织业已经传布到了长江流域。北方的植棉和棉织业已传至陕西。修于至元十年（1273）的《农桑辑要》说：“苎麻本南方之物，木棉亦西域所产。近岁以来，苎麻艺于河南，木棉种于陕右，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二方之民，深荷其利。”《王祯农书》（作于1313年）中也指出江东、陕右多种木棉，并强调比之蚕桑，“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书中对木棉的加工工序和工具都有详细叙述，反映了14世纪初中国棉纺织的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元代以后传入内地的棉种，由于气候和栽培条件的不同而引起变异，多年生型树棉逐渐被淘汰，一年生型草棉种植逐渐扩大。明以后所谓木棉大多专指草棉。元时植棉和棉织业产地除传统的闽广地区外，还有太湖流域、江西、两淮、陕西、河南、山东、四川等。以太湖流域的松江府最为发达。著名纺织技术家黄道婆即松江乌泥泾镇（今上海华泾镇）人。年轻时曾流落到海南岛，从当地黎族人民那里学到的纺织技术，带回故乡，向当地人民传授“造捍、弹、纺、织之具”以及织造各种彩色鲜艳、花纹斑烂棉织品的技术。“人既受教，竟相作为，转货他郡。”不久乌泥泾镇的产品名闻天下，成为长江下游棉纺织业中心。元代植棉业和棉织业推广如此之快的原因可能有三：一是南方人口骤增，尤其是江南富有阶级人口增加，而蚕丝生产量有限，不能满足需要，促使闽、广、滇、川的植棉业向北传播。二是种植棉花虽较育蚕为易，但棉花加工工序和织造技术比较复杂，12世纪以前工具比较落后，生产效率低，故很难推广。元初黄道婆从海南岛传入了先进的纺织技术，改进了捍、弹、纺、织等工具，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也促进了棉织业的推广。三是棉织品的优点是质地柔和，穿着舒服，价格又比丝质品低廉。“人无贫富皆赖之”（丘浚《大学衍义补》），所以当技术问题解决后，很快就发展起来。

明清时棉花种植和棉织业普遍发展。其主要表现：一是地域上的扩展，植棉业“乃遍布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棉织业已进入河北平原，同时在各地农村成为主要经济作物和家庭手工业。二是应用上逐渐取丝、麻而代之，成为人们衣着的主要原料。

明洪武初即下令推广棉花种植，凡民田5亩至10亩者，桑、麻、木棉（即草棉）各半亩。10亩以上加倍。并规定棉花为农业税征收对象。于是在洪武、永乐年间，棉花“遂遍于天下，其利殆百倍于丝、枲（即麻），自此而天下务蚕者日渐以少”（《乾隆湖州府志》）。

明清时期植棉业主要分布在三大区域：1长城以南、淮河以北的北方区。包括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5省。明代山东、河南2省产棉量最丰富，冠于全国。而清代则北直隶有很大发展。山西、陕西次之。2秦岭、淮河以南、长江中下游地区。包括南直隶、浙江、湖广、江西数省。其中以南直隶松江府产棉最富。湖广、浙江稍次，江西又次之。长江三角洲南岸的松、苏、常3府和北岸的泰州、海门、如皋都是重要产棉区。3华南、西南地区。包括两广、闽、川、滇，这里是最早植棉区，但在明清时产量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