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布依族人民的南笼起义
在全国各地不断的起义，尤其是乾嘉苗民起义的影响下，贵州省南笼府（今黔西南自治州兴义、安龙一带）的布依族人民因土地被兼并，又因清朝为镇压乾嘉起义强行征布依族农民入伍的影响下，于1797年（嘉庆元年）在安龙县北乡当丈、洞洒二寨爆发起义。起义领导人韦朝元（韦德明），号七绺须，推举能做巫行医的布依族巾帼英雄王囊仙（王阿崇）为“皇仙娘娘”，取年号为仙大。韦朝元自任大王玉帝仙官，取年号为元顺，并建立丞相，副丞相、总管仙达、仙娘等文武官职，以统率义军。并以洞洒寨为京城，当丈寨为仙城，在方圆50公里内的36个大寨和几百个小寨修筑木栅石城，据险自卫。
起义爆发后，二月二十七日攻陷永丰州管辖的定头城，接着又破官军关卡蚂蝗屯，围攻永宁城，大败清军援兵于永宁之北口马鞍桥。三月二十日攻占册亨城。三月底义军矛头直指贵阳，起义浪潮席卷整个黔西南及附近的广西、云南边境地区，桂、滇、黔交界一带的布依族及其他各民族人民纷纷响应。受到震撼的清廷，命令正在围剿苗民起义的云贵总督勒保立即从铜仁驰赴南笼。又令两广总督吉庆等由广西省西隆州，云南巡抚江兰等自云南省罗平州向南笼发动进攻，与贵州巡抚冯光熊等所率清兵进行会剿。从此，南笼义军进入了依寨坚守的艰难时期。
四月十日，勒保率兵5000名由镇宁进攻关岭，起义军在大坡岭浴血阻击，1000多人壮烈牺牲。后来又在滇黔大路上重要关隘巴陇屯设卡坚守，坚持战斗5昼夜，亦不幸失守。此后清军“一路设卡安营，处处留兵防堵”，并收买叛徒，分化起义军队伍，但起义军仍勇猛作战。八月时，曾在黄草坝包围云贵总督勒保达一个多月。八月下旬，在清军猛攻之下，义军占领的捧鲊、黄草坝等地陷落，义军主力退守当丈、洞洒和册亨等据点。十月四日，京城洞洒、仙城当丈均被官军攻占，一万多义军牺牲，包括起义领导人韦朝元、王囊仙在内的2600多人被俘，十月十二日义军的最后据点册亨城失守，十月十七日围攻永丰州城的义军撤退，起义最后失败。十二月二十四日，起义军领导人在北京被害。起义被镇压后，清廷一方面在当地蠲免或缓征钱粮；清厘田亩，以靖苗汉之争。裁把事、土舍、亭长等名色，以杜绝科累。“定夫徭工价，以利穷苗”，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对布依族农民的压迫。而随着起义后，“客民”迁入日增，带来先进生产工具与技术使黔西南民族地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有了较快的发展。
四、土家族地区的白莲教起义
白莲教始于南宋初茅子元创立的白莲宗，为佛教净土宗的一派，初崇奉阿弥陀佛（无量寿佛），提倡五戒。元代渗入其它宗教观念，改崇弥勒佛。
16世纪初以后，奉无生老母为创世主，宣称无生老母派弥勒佛等神佛下凡，救度迷失在红尘的皇胎儿女。此后，教派林立，不下百种，而且互不统属，头目亦各有不同名称。
18世纪后半期，河南省鹿邑人刘松以白莲教组织起义，事发被捕后，其弟子赴川、陕、鄂一带传教。湖北省来凤，四川省酉阳一带土家族地区的白莲教，就是从陕西省一带传来的，一些丧失土地的土家族贫苦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均纷纷入教为教徒。当时的土家族地区封建地主经济已有相当发展，实物地租“四六分成”，佃户所得未及一半。田赋猛增，差役沉重，天灾人祸之际，高利贷年利竟达80％之高。在乾嘉湘西，黔东苗民起义影响下，陕西省平利县来此传教的王子俊子1796年（嘉庆元年）二月由襄阳到来凤，通知教友，约定日期与荆襄地区的白莲教同时起义。湖北省来凤县教徒于二月十五日在小坳大教首唐贵家中祭刀，白布绕头，白旗为号，旗鼓寨大教首田谷敦，夹牛洞向文进，享康里王长清也同时起义。四川省长阳县林之华、覃士辉等也高举义旗，揭竿而起。来凤一带短短几天，加入白莲教起义的土家、汉、苗族达三四万人。各教首之下，分率七八百或三四千人不等。他们构筑据点，并向四川西阳，湖北咸丰、湖南龙山等地活动，从教者日众。
清政府除了竭力防止湖北省白莲教与湘西苗民起义军发生联系外，还增拨兵力，阻止白莲教蔓延扩大。在小坳、茶园溪等地被官兵占领后，起义军又聚集宣恩、咸丰、龙山、桑植4县，共有教民数万人，分编九营，齐集旗鼓寨，坚持战斗。七月初，川、湘清军分四路合攻旗鼓寨，经缴烈争夺，终于在七月十八日失守，近万名教民壮烈牺牲，2000多人被俘，数千间草房，1000多间瓦屋楼房被焚一空。被俘者则在龙山县全部被害。次年三月，清军向长阳县教民义军屯集地黄柏山发动全面进攻，义军忽分忽合，又南又北，进行灵活机动的战斗。十月，各省官军云集鄂西，在地主乡团的配合下，使各地义军惨遭镇压，到1798年（嘉庆三年）春，义军首领被俘，土家族地区为时两年的白莲教起义终于失败。
五、嘉庆年间云南大理等地各民族起义
嘉庆年间是清朝统治由盛转衰的时期，政府腐败，剥削加重，致使全国各民族反抗斗争屡屡发生，云南各民族人民也掀起了反抗清朝统治的高氵朝。
1796年（嘉庆元年）威远县牛肩山一带发生饥荒，拉祜族人民不堪乏食之苦，在扎杜的领导下起来反抗，袭击官府和夺取清军粮库。起义得到缅宁“佧佤”（佤族）、蒲蛮（布朗）等族的响应，“倮黑（拉祜）、佧佤、蒲蛮诸夷滋扰缅宁”。扎杜领导的起义和佤、布朗等起义军在大黑山一带会合，共同围攻缅宁城，使清朝为之震动，急调云贵总督勒保率兵回滇镇压。1797年（嘉庆二年）扎杜在与清军的战斗中被俘牺牲，起义军遭到重大损失，余部退入大黑山一带，准备再度起义。
1797年大理、赵州、楚雄等10余府州县发生了因“盐案”引起的白、汉、彝、回等族大起义。起义的原因是清政府将云南民办民运的盐井改为官办官销，“始则计口授食（盐），继则按户分滩”，“始则先课后盐，继则无盐有课，人民诉之官府，官府又袒护盐官，对告状人民或立毙于庭，或羁死于狱……遂至酿成此祸”。因此在1797年三月，蒙化、太和（大理）、邓川、赵州（凤仪）、云南（祥云）、永北、鹤庆、浪穹（洱源）、楚雄、大姚、元谋、定边、禄丰等处，以压盐致变，“缚官亲门丁、蠹书凶役及本地绅衿之为害者”进行惩处。10余府州县的白、汉、彝、回等族人民在几天之内纷纷起义，占领州城，捉杀贪官污吏。清政府迫于起义人民的强大势力，被迫采取了一些缓和措施，于1799年（嘉庆四年）重新制定章程，“罢官盐，改归民运民销”，这次起义斗争取得了胜利。
1799年，猛猛（双江）拉祜族因不堪忍受土司“虐其民”，在李文明领导下举行起义，此时原扎杜起义军失败后退入大黑山的义军余部也来到猛猛，与李文明义军一起共同攻占了猛猛。李文明还联络阿佤山等地的佤、拉祜等族人民参加起义，于是有阿佤山拉祜族头目李小老率领的拉祜、佤族等五六百人的武装来到猛猛，孟连铜金和尚张辅国也参加了起义，猛猛、坝卡50余寨的拉祜等族投入到起义队伍之中。清朝派兵前往镇压，起义军机智地转入丛林中隐蔽，使清军被困于南洒河。清廷大震，将云贵总督富钢、巡抚江蓝撤职查办。又调书麟为云贵总督，永保为云南巡抚，率兵前往镇压。清军采取“以堵为上策”和分化瓦解起义队伍的手段，诱降了张辅国，利用他分化瓦解起义军。
1800年（嘉庆五年）起义军据点坝卡被清军占领，李文明、李小老奋战牺牲，起义被镇压。
1810年（嘉庆十五年）宾川、大理等地在四川省等地白莲教的影响下，举行了一次起义。这次起义首先由宾川张俞与朱九桃（四川省白莲教徒）来往于云南（样云）、大理、姚州、禄丰、昆明等地，酝酿和组织起义。以后又与昆明阳党中秘密约定在1810年二月在宾川、昆明同时起义。由于宾川提前起义，且起义计划失密，当起义军到达宾川城时，官军早有准备，起义群众又尚未聚齐，因此起义军被迫退守铁城。清朝速急调兵，在各城阻击起义军和镇压准备起义的群众。起义终于遭到失败。
1817年（嘉庆二十二年）滇南红河地区由于遭受土司等苛派扰累，致令饥寒而爆发了哈尼、彝、汉等族人民的起义。是年三月宗哈窝泥（哈尼族）高罗衣同教读章喜（汉族）、马哈礼（回族）、朱申（哈尼族）及高罗衣侄高借沙等共商起义。高罗衣自称窝泥王，封高借沙为大都督，章喜为军师，朱申、马哈礼为副军师，聚七八百人，攻麻栗、新街、芭蕉岭等寨，打败了土司普承恩。高罗衣继攻逢春苓，杀土目龙定国，起义军发展到1.6万人。义军继续北进，欲攻临安府，被清军防江官兵击退，章喜被俘。云贵总督伯麟又率官兵和土司兵前往镇压。于是起义军改变进攻临安的计划，沿江北上进入瓦渣、溪处两土司境内，瓦渣土司逃至元江，溪处土司投降，义军直逼元江城。伯麟便兵分两路：一路救援元江，一路由中道过江进击。起义军经过激烈战斗，高罗衣、朱申、高借沙被俘后牺牲，马哈礼幸免于难。1818年（嘉庆二十三年）高罗衣之堂侄高老五继称窝泥王与马哈礼在纳更土司境（元阳）再次起义，攻下稿吾卡，并由蛮密渡过红河，进据临安城外20公里的牛肝哨，清临安“总兵李庆云闻风闭城”，云贵总督伯麟派兵击退，义军退回红河江外，固守打雀山顶，不幸高老五、马哈礼被俘牺牲，起义再次被镇压下去。
嘉庆年间是云南各民族人民起义的高氵朝时期，起义此仆彼起，波及到云南省的各个地区，且多是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联合起义，起义规模越来越大，扩大到几个乃至10几个府州县，参加起义的群众也越来越多。这些起义虽然都被统治者镇压下去了，但它却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推动了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
六、滇西北各民族联合起义
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滇西北各民族曾举行过多次联合起义，其中以维西恒乍绷、永北唐贵领导的两次起义规模最大，波及地区广，影响深，它在滇西北各民族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一）恒乍绷领导的起义
1801—1803年（嘉庆六至八年）在滇西北的维西地区爆发了以傈僳族恒乍绷领导的包括傈僳、怒族、白、纳西、汉等族的起义。起义原因是滇西北澜沧江与怒江地区各民族深受清朝官吏、土司、喇嘛寺的三重压迫剥创，致使民怨沸腾，欲起反抗。起义的直接原因是维西大旱，冬季又遭雪灾，但清朝官府、土司、喇嘛寺仍然横征暴敛。当饥饿的群众向康普、古刹两寨土司借粮时遭到拒绝和辱骂，愤怒的各民族群众便在恒乍绷的领导下举行了起义。起义群众攻入康普、古刹两土千总和喇嘛寺，将其囤粮积谷、牛、羊、金银全部分给周围的傈僳、怒、白、汉、纳西各民族人民。1802年（嘉庆七年）维西厅守备闻讯后派兵50名前往镇压，被起义群众击毙49名。继后起义群众烧了千总衙门。占领了喇嘛寺和附近塘汛、仓库、银厂等。这时维西、丽江等地人民纷纷参加起义，共推恒乍绷为起义军首领，并在岩瓦、康普建立据点，提出了“借粮抗官，分种田地”的口号。起义军的领导人还有腊者布（傈僳族）、别的扒（傈僳族）、乌恒布（傈僳族）、李秃树（汉族）等人。1902年二月腊者布领导的义军消灭了康普附近50余寨的清军和土司残余势力，控制了维西北的要隘金江桥。李秃树领导的义军攻下了维西城南的树苗、小甸、吉尾等地。另一支起义军占领了石鼓，切断了清军交通要道。清朝令云贵总督觉罗琅玕\亲往镇压。起义军在鲁甸太平塘一役消灭了琅玕\的先遣部队1000余人。清廷大为震惊，督责琅玕\大举进击。四月腊者布围攻维西城不下，退入小维西，后不幸中敌奸计被俘牺牲。李秃树义军亦在进攻小维西的途中被围困，起义军大部分牺牲。五月义军据点康普被清军攻破。但起义军仍在各地抗击清军，九月义军退守澜沧江岸继续战斗。十月，恒乍绷、别的扒、乌恒布等重整起义队伍，统领各路义军继续战斗，在鲁甸伏击清军获胜，打死昭通守备和清军150余人，起义军士气大振，在各山上设滚木擂石，管内挖壕，栽插竹签。低处则埋伏放弩，使清军处处被动挨打。
1803年（嘉庆八年）三月，清朝加紧了对义军的镇压，仁宗先后下旨23道，加派官军和地方团练五六万人，征调了云南全省30多个府州县的夫役粮响，大举进攻起义军。四月，澜沧江东岸起义军被清军打败，全部转入澜沧江西岸。五月，清军渡澜沧江进攻西岸起义军，并采取长时期封锁渡口的策略，致使起义军粮源断绝。八月，恒乍绷、乌恒布在抗击数千清军的围攻中，乌恒布牺牲，恒乍绷突出重围。九月，恒乍绷、别的扒在泥金箐顶再次被清军包围，别的扒被俘后被官军杀害。十月，恒乍绷也在拖罗箐壮烈牺牲。历时两年多的维西各民族起义被清王朝镇压下去了。
（二）永北唐贵等人领导的起义
在恒乍绷起义后不久，永北地区的傈僳、彝、汉、傣、回等族人民又在唐贵、傅添贵等人的领导下举行了大规横的起义。这次起义的原因是因土地问题而引起的。永北地区的傈僳、彝等族长期以来受到高氏土司的统治，成为土司的奴隶或农奴，改土归流以后又租种高氏土司和汉族地主的土地。由于永北地区地主经济的迅速发展，高氏上司为了“图得银价”，便将原来租与傈僳、彝等族的耕田大量抽回卖与汉族地主，“有典出十分之七八者，有十分之三四者，夷人无田可耕，因与汉民为仇”，，“以致栗粟生计日难”，于是因土地问题引起了这次规模庞大的反抗起义。
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十月，永北公母二寨傈僳族首领唐贵、傅添贵等20余人因土司“抽租夺祖”和汉族地主大肆兼并土地而秘密聚会，酝酿起义，提出了“驱逐汉民（地主），夺回夷人土地”的口号，并秘密联络四山的傈僳、彝、汉、傣、回筹备寨农民，决定举行大规模武装起义。
1821年（道光元年）正月唐贵、傅添贵、陈天培（汉族）、沙李得（回族）、梅依老十（彝族），刀周（傣族）等23人聚会献血盟誓，于同年二月二十八日在公山寨正式起义。起义军公布了领导人名单：公推唐贵为地王，傅添贵为制命先生，陈天培为顺天先生，杨老五为顺天天师，波付为军师，梅依老十、沙李得为将军。还封有千总、把总、兵头、治水娘娘等，树起了黄色的起义旗帜。起义很快得到各族群众的响应，起义军发展到1万余人。起义军在唐贵等人的指挥下，一举攻下了永北、大姚二县城，然后将夺回的土地和财物“分散贫者，使各安生业”，使起义军势力得到进一步扩大。
永北起义军的浩大声势，使清廷大为震惊，先将云南“畏葸不前”的提督、楚雄协副将鹤丽镇总兵等人革职，再命云贵、四川两总督协同办理，又派成都将军尼玛善为钦差大臣，统率滇、川、黔3省兵力，调拔川、滇两省库银三四万两，征调云南省70余州县的夫役粮草进行镇压。在大量清军的残暴镇压下，1821年四月，大姚农民起义军的主要据点拉古、芝麻庄等寨被清军攻破，起义首领陈天培、刀周、梅依老十等先后牺牲。接着，清军集中兵力猛攻永北义军据点公母二寨，义军在唐贵等人的指挥下，凭险进行英勇抵抗，多次击退了官军的进攻，最后终因力量悬殊，义军首领唐贵等人先后牺牲，起义宣告失败。
清军对起义地区进行了报复性的屠杀，但各民族人民仍坚贞不屈，以“宁走险路三千里，不作顺民留老家”的西迁办法继续与清朝斗争。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也迫使清廷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群众的措施，首先是惩处了一批贪官和土司，其次对土地问题也采取允许夷人赎回被夺土地的规定，再次是禁革了土司的一些苛派，暂时缓和了这一地区的民族矛盾。
七、湖南瑶民起义
湖南省南部是瑶族的主要聚居地区之一，他们长期居住在山区里，过着不服徭役，不纳赋税的生活。19世纪中叶，清朝在各地增赋添税，搜括民财，1831年（道光十一年）又下令“山田升科”，过去不纳税的瑶族山区也要征税，加上当地官府，地主霸占瑶民山林，逼使他们起而反抗。湖南省江华县瑶民赵金龙于是年的十二月二十九日，以红布裹头为号，率先在两河口地方起义。由于事先已与南木冲、大冲等九个冲联系，又筹办了硝药、铁砂等军械弹药，准备工作做得很好，因此起义后，队伍迅速扩大，由五六百人发展到两三千人，他们由江华进入兰山、宁远、新田等县，在各地瑶、汉、壮族人民响应下，起义军拥有1万多人。
清朝在派出官兵几次进剿失败以后，又委派湖南提督海凌阿和宝庆协副将马韬率兵3000人，由宁远进攻兰山。赵金龙闻讯，设计派起义战士假扮民夫为官军搬运军械，并在词堂圩伏击清军，一举杀死海凌阿和马韬2人，取得大胜。从此“金龙出大洞，海马（指海凌阿，马韬）归池塘（祠堂）”的佳话，一直流传至今。祠堂圩战役之后，起义军声威大振，桂阳、常宁等地瑶民亦踊跃响应，起义军曾攻占常宁、武冈、新宁等县城，势力扩大到整个湘南和广西省贺县、富川和广东省连南、连县等地。在此情况下，清廷于1832年（道光十二年）三月再次征调湘、鄂、粤、桂、黔5省兵力，以户部尚书禧恩为督剿，镇压以赵金龙为首的瑶民起义。三月下旬，起义军被围困于常宁县的洋家镇。人经20多天苦战，只有小部分人突围，赵金龙与大部分战士都壮烈牺牲。
与此同时，瑶民赵天青在广东省黄茅冲；盘均华等在广西贺县；房大第六等在广东省连州的八排地区也都纷纷起义。赵金龙余部转移到粤北山区后，以赵子青为首领，与盘均华义军联合，也坚持了一段时期的斗争。
赵金龙瑶民起义发生在清朝晚期，天地会、太平天国运动的前夕，是瑶族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新高峰。清朝在镇压起义后，为了巩固在瑶族地区的统治，设团总，建“瑶长”、“瑶练”制度，亦作了一些诸如“严禁侵占山场”，瑶民可以赎回典当出去的土地，以及推广种植木棉，设立义仓等善后措施，对缓解矛盾和瑶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八、18世纪凉山腹地奴隶的反抗斗争
18世纪中叶凉山腹地布拖坝子的奴隶进行了一次有组织的反抗斗争。参加起义的主要是汉根阿加（掠夺来的汉族奴隶）。汉根阿加地位最低，受剥削压迫更惨重，要为奴隶主服各种无偿劳役，奴隶主可任意强夺汉根阿加的牲畜、粮食，挑选其子女作为陪嫁丫头和呷西，甚至任意买卖和杀害，因而汉根阿加的反抗屡见不鲜。
布拖坝子比补、吉狄、木魁、莫什4个家支的汉根阿加由于不堪忍受奴隶主的任意杀害、打骂和买卖，进行秘密会议，决心团结起来保护自身的利益。会议由比补家支的汉根阿加苏甲吉迪、歇呷尔沙和吉狄家支的汉根阿加阿约丁则、歇呷尔吉等主持。会议针对奴隶主的各种剥削，特别是把奴隶当作牲畜一样随意买卖，决定向4个家支的黑彝奴隶主进行武装斗争，但后来又考虑到武装反抗必然要引起奴隶主的联合镇压，况且自身的力量也不足，因此会议最后决定用请毕摩进行诅咒的方法向奴隶主进行斗争，并决定了诅咒的时间。会议还规定参加诅咒的汉根阿加，每户出鸡一只，酒1罐，10户共出羊1只。诅咒会上杀鸡宰羊喝血酒，宣布：奴隶主如果杀害和买卖他们就要集体开会诅咒奴隶主；还决定为了团结更多的汉根阿加，此后，布拖坝子所有他们这一等级的人都称“赤黑”，不许再称“朔”（对汉人奴隶的贱称）。他们还认为自己也是人，也应当有个姓，因此便以赤黑为姓，举行的诅咒会也称为“赤黑蒙格”（赤黑大会）。从此以后但凡遇赤黑被杀害或被出卖，多半都要举行“赤黑蒙格”诅咒奴隶主。每年的四、五月间召开例行的集会，如有重大事情发生，可临时决定召开赤黑大会。每次参加集会者最多时达1000余人，最少也有三四百人。会议一般是白天召开，当天结束，也有延续二三天的。集会时赤黑们打着白色、红色、黄色的旗帜，白旗上有青布作的十字架。会上除由毕摩对奴隶主进行诅咒外，还由赤黑头人，受害者当事人及有关人相继发言，揭发所受奴隶主残酷压迫剥削的事例，造成反抗压迫剥削的声势。
“赤黑蒙格”的斗争形式，从18世纪开始坚持了200余年。后来的“赤黑蒙格”不仅对奴隶主进行诅咒，还揭露奴隶主残暴统治，向奴隶主发出严厉警告，甚至还提出改善奴隶生活的4点要求：（1）不准随便往远处出卖阿加子女；（2）不经阿加子女同意不准配婚；（3）已经配婚的阿加妇女不再为奴隶主背水；（4）出嫁外村的阿加妇女不再为奴隶主服劳役。这些要求最后虽终未能实现，但在奴隶群众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赤黑蒙格”斗争有一定的局限性，但由于赤黑们有了联合团结的组织，迫使奴隶主不敢再任意买卖和杀害赤黑。“赤黑蒙格”已成为阿加反抗奴隶主剥削压迫的象征，在毫无人身自由可言的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中，竟能组织起统一名称和集会制度，并敢在集会上对奴隶主进行诅咒和提出反对奴隶主压迫的要求，还能坚持斗争多年，这确是阿加反对奴隶主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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