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她想起来了——是在上海！去年淞沪会战结束后，这个军官曾接受过外国记者的采访，当时沈清辞还是实习记者，在远处见过他一面。如果没记错，他叫中村，是个少佐，专门负责情报工作。

中村为什么会出现在安平镇这个小镇？沈清辞心里升起不祥的预感。

回到脚店，李浩已经醒了，正靠在床头看书——是秦大夫给的一本医书，说是让他打发时间。看见沈清辞回来，他放下书：“怎么样？”

沈清辞关上门，压低声音把今天的见闻说了一遍。说到文件内容和中村少佐时，李浩的脸色凝重起来。

“中村...”他喃喃道，“我在天津时听说过这个名字。他是日本华北方面军特务机关的人，专门对付地下抵抗组织。”

“他出现在这里，说明安平镇不简单。”沈清辞说。

李浩点头：“而且那些物资调配情报...如果能把它们送出去，对前线的抗战会有帮助。”

沈清辞一愣：“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李浩看着她，眼睛里有种沈清辞熟悉的光芒——那是老张站在火光中时的光芒，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光芒，“也许我们可以做点什么。”

“你疯了？”沈清辞压低声音，“我们自身难保！”

“我知道。”李浩说，“但沈清辞，你抄写那些文件时，心里在想什么？那些粮食，是从饿着肚子的百姓嘴里抢的；那些钢铁，是用来造枪造炮打中国人的。我们就这么看着？”

沈清辞沉默了。她想起白天抄写的那些数字，每一个数字都沉甸甸的，压得她喘不过气。

“可是我们能做什么？”她问，声音有些发干。

“记下来。”李浩说，“把重要的情报记下来，找机会送出去。”

“怎么记？文件不准带出小楼，每天离开时还要搜身。”

“用脑子记。”李浩指了指自己的头，“你是记者，受过训练，短时记忆应该不错。记住关键信息：数字、地点、时间。回来后写下来。”

沈清辞在房间里踱步。这太冒险了，一旦被发现，必死无疑。可是李浩说得对，那些情报如果能送出去，也许能救很多人，也许能让前线的将士少流点血。

“我们需要一个安全的记录方式。”她终于说，“不能写在纸上，万一被搜出来...”

“用这个。”李浩从怀里掏出那本薄薄的书——他父亲留下的、用张家庄七十三条人命换来的书。他翻到最后一页，那里是空白的衬页。

“用米汤写。”李浩说，“写在这页的背面，干了就看不见。需要用的时候，用碘酒一涂，字就会显出来。”

沈清辞知道这个方法，是地下工作者常用的秘密通讯手段。但她没想到李浩也会。

“你父亲教的？”

李浩点头：“他临走前教我的，说也许用得上。”

沈清辞看着那本书，看着那泛黄的纸页，突然明白了——李浩的父亲留下这本书，不仅仅是为了记录文物的下落，更是留下了一种传承，一种在黑暗中传递火种的希望。

“好。”她说，“我做。”

决定一旦做出，沈清辞的心反而平静了。她不再只是一个逃亡者，一个求生者。她重新找回了某种东西——那是她在报社时的信念：记录真相，哪怕真相再残酷；发出声音，哪怕声音再微弱。

接下来的几天，沈清辞白天去小楼抄写文件，晚上回来用米汤在书上记录关键信息。她记住了日军在华北的物资储备地点，记住了运输车队的路线和时间，记住了“可疑分子”的名单——虽然她无法核实那些名字的真伪，但记下来，也许有一天能派上用场。

李浩的伤在秦大夫的治疗下逐渐好转。第三天换药时，伤口已经不再化脓，长出了粉色的新肉。秦大夫很满意：“再养十天半个月，就能走动了。但记住，不能剧烈运动，不然伤口还会崩开。”

沈清辞感激地点头，付了诊金——用的是她在小楼挣的工钱。秦大夫没收，摆摆手：“留着买点好的，给他补补身子。”

日子看似平静地过了五天。沈清辞逐渐熟悉了小楼的工作，也摸清了一些规律：每天下午三点，会有一辆摩托车来取走抄好的文件，送去哪里不知道；小楼里除了抄写员，还有几个翻译，专门翻译日文文件；那个戴金丝眼镜的负责人姓胡，大家都叫他胡先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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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天下午，沈清辞在抄写一份文件时，手突然抖了一下——那是“安平镇及周边地区地下抵抗组织嫌疑人员名单”，名单上有十几个名字，每个名字后面都附有简单的资料：年龄、职业、住址、嫌疑依据。

而其中一个名字，让沈清辞的心跳几乎停止：

秦致远，男，五十君，女，三十一岁，安平镇中学教师，嫌疑依据：曾在课堂上宣扬“不当亡国奴”思想，与学生关系密切。

苏文君...沈清辞想起茶馆里那个独自看书的蓝旗袍女人。是她吗？

抄完这份名单，沈清辞的手心全是汗。她借口上茅房，离开小楼，在院子里深呼吸。初冬的风很冷，吹在脸上像刀子，但吹不散她心头的寒意。

秦大夫有危险，那个可能是苏文君的女人也有危险。而她，掌握了这份情报。

该怎么做？去警告他们？可她自己也在危险中，一旦暴露，不仅自己和李浩会死，还可能牵连更多人。

但不做点什么，她过不了自己心里那关。秦大夫救了李浩的命，那个蓝旗袍女人给她指了路。这些人，是在这黑暗中为数不多的、还保留着良知和勇气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