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潇仍然退避三舍：“不要，不好吃，土豆馅的包子真的是我吃过的最难吃的包子。”

她说着，忍不住吐槽起来，“我真不明白，明明土豆很好，面粉也很好，怎么就做出这样的包子来了呢？”

说实在的，除非马上要饿死了，否则她坚决不吃这种包子。

伊万诺夫哈哈大笑，他也不爱吃，他试图推销给车上的保镖和助理们，可惜大家都敬谢不敏。

最后当老板的人没办法，只能自己硬着头皮吃。

不然怎么办？这个世界上还有数以亿计的人饿着肚子，一天一顿饭都难以保证。难不成他还把包子给扔了啊？那可真是上帝都不会放过他的。

王潇看他表情艰难又委屈，伸手：“分我一半的一半，多了我吃不下的啊。”

助理们可算有眼力劲儿了，又分掉了剩下的一半。

王潇艰难地生吞包子，看着车窗外发出了赞赏的叹息：“还得是老奶奶们啊，看，她们永远是最忠于生活的人。酒鬼们在她们身边摇摇晃晃，踉踉跄跄地醉生梦死，她们已经学会兜售自己的商品了。”

这非常神奇。

她记得非常清楚，再往前两年，莫斯科虽然也有街头兜售者，卖的一般都是自己种的西红柿、黄瓜以及自制的香肠之类的，但他们集体沉默，仿佛一张流动的油画一样，谁也不会吆喝着招揽顾客。

现在，她们终于走出了生意人的第一步：开口说话。

王潇认真道：“能够挣钱养活自己和家人，是件非常光荣的事，没什么好害臊的。”

她还调侃伊万诺夫，“你们就是被集体经济养的太好了。华夏虽然以前也是集体经济，但基本是生产队模式，几乎没有集体农庄这种。所以最早改革开放的时候，华夏农民做生意就一点儿心理负担也没有。换成无业的知青，哪怕在农村生活过，回城摆摊子，也嫌丑，不敢看人。”

伊万诺夫的心情稍微好受点儿了，跟着感叹：“所以你们的乡镇工厂发展起来快得很。我们的集装箱摊位不愁租不出去。”

因为外面雨大，道路泥泞，他们没有下车，只是打着雨刷看外面的环境。

莫斯科太大了，真的，它有北京10个大，而且市内就有森林，所以哪怕伊万诺夫这样土生土长的本地人，都没办法做到对每一块土地都了如指掌。

王潇看着外面的环境，随口回答他：“不，我估计这回过来的，以国营厂为主力军。”

“why？”伊万诺夫是真的震惊了。

虽然他们的客户群体中有国营厂，比如说龙华电视机厂这种。

但批货楼那边的商人们几乎都是个体户，能做到自家有厂的都已经算大户了。

王潇认真道：“因为，之前，国营厂普遍跟俄罗斯这边做的是公对公的正常贸易。但是我估计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他们吃的亏已经够多了，大概率会放弃以前的方式。”

能怎么办呢？

从去年到今年，卢布跌得多狠啊。摸着良心讲，俄罗斯这边的厂家和商家没办法履约也不是他们存心使坏。

但俄罗斯的市场，华夏的厂家肯定不想丢。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被迫放下体面，以倒爷倒娘的方式，进入俄罗斯开展贸易。

伊万诺夫坏笑：“嘿！他们愿意吗？这可是脱下，嗯，脱下西装。”

王潇乐了：“华夏人的体型，本来也不太适合穿西装。放心，他们会愿意的。上次你不是问为什么华夏既没有丰富的矿产也没有充足的石油、天然气，还是能走向工业化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华夏人骨子里头有种犟，就是认定一个目标后，就会各种尝试。像清朝末年，要救国，华夏人各行各业的就把所有办法都试了一遍。读书人搞戊戌变法，商人搞实业救国，信教的弄了太平天国，不识字的农民也有义和团，出国留学的呢，就想照搬欧美资本主义，失败了，没关系，再找一条路，后来学苏联，后来才有了敢教日月换新天（注1）。”

“现在跟这边做生意也一样。倒爷倒娘们能做好，想做生意的国营厂，就会放下架子，跟着倒爷倒娘学。”

伊万诺夫仍然有点怀疑。

计划经济的破毛病，苏联有，现在的俄罗斯仍然有。

哪怕经济已经糟糕透顶，国营商店的营业员们也吝啬对顾客多露一个笑脸。

王潇摆事实举例子：“你还别不信。华夏城乡二元化你是知道的吧。现在好点儿了，因为取消粮票了。80年代那会儿更严重，你看农转非的油水多大就知道了。但就是80年代的华夏城市，也学农村搞改革。”

这下别说伊万诺夫等人了，就是小高和小赵两个土生土长的华夏保镖都露出了迷茫的神色。

华夏城市学农村？他们怎么不知道啊？

“改革前几年，是以农村为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获得了成功。1984年，进入城市改革，85年提出了全面配套改革的方案，86年实行，但没搞下去。1987年，开始搞大包干。”

她掰着手指头数，“企业大包干、部门大包干、财政大包干、信贷包干、外汇包干，五大包干，学的就是农村的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