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集体企业是咋回事呢？这跟八九十年代民营企业发展历程中一个时代特有现象——戴“红帽子”有关。

在1992年正式提出市场经济之前，改革开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事实上处于戴着镣铐跳舞的状态，一不小心便真有牢狱之灾。

私营业主们为了规避风险，便会想方设法给自己批一层红皮。比如说，虽然自己出全资，但拉了一个集体班子，八九个人之类的，以集体企业的名义注册办厂。

这样能省却诸多政治经济上的麻烦，但与此同时，也埋了雷。

摆在眼下奥维契金买厂这事儿，从现行法律的角度来说，郑秀芳就没有资格把厂卖给任何人。

因为厂子是集体企业啊，你一个人不能代表工厂的。

王潇胸中瞬间燃烧起熊熊烈火。

律师呢？喵的！花钱请你来是让你吃干饭的吗？这么大的坑，你也能闭眼就让人往下跳。

你这律师从业资格是考的太简单，觉得无所谓，打算随时结束职业生涯了是吗？

被cue到的律师可不敢背这锅，立刻跳出来反驳：“胡说八道什么啊，手续是我从头盯到尾的，不是集体企业，就是私营的。”

赵大跳脚：“不可能！当初人还是我跟我兄弟一块儿找的呢。”

但企业产权的变更有记录在案，不是谁嗓门大，厂子就归谁。

工商管理部门的底档上写得清清楚楚，阳光服装厂原本的确是家集体企业，但现在也确实归私人所有。

但不是这两天才变的，而是去年就变了。

南方讲话发表之后，国内工商业界开展了明确产权的行动。原本戴“红帽子”的一些私营业主，赶紧把厂子拿回头了。当然，这里面也有人浑水摸鱼，把正儿八经的集体企业变成私有的。

但这不在他们要说的范围内，暂且不提。

总而言之，阳光服装厂就是去年10月份完成的产权变更。

赵大嚷嚷得更厉害了：“咱们可能？去年我兄弟八月份走了以后就没再回家，又怎么可能10月份来改厂子的事？哎，你们不能帮着外国人欺负我们老百姓啊，你们这是崇洋媚外，卖国贼！”

工商所的人可不惯着他，眼睛一瞪：“瞎讲八道什么啊，人家郑秀芳又不是三岁小孩，怎么就不能自己来办手续？”

原来最早登记办厂的时候，老赵家落的就是郑秀芳的名字。

至于说，这是因为老赵信任妻子，觉得两口子不分彼此，还是当时想要规避风险，一旦出事，方便自己随时脚底抹油，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老估计赵应该没防着妻子。不然他也不能让她顺利完成企业产权变更手续。

这大概就是男人的诡谲之处了。

他嫖，他依然觉得妻子该忠实于自己，甚至没想过自己的行为有什么不对。

真的，正常人没办法理解他们的逻辑。

王潇就见过不少所谓的成功人士，他找鸡约炮，却认为自己是忠实于家庭的好男人。

理由是，他又没在外面养小家。

甚至于养了小三包了二奶，但没搞出私生子女的，都好意思大言不惭，自认君子端方。

真的，社会对女性，女性对自身热衷于道德审判；可反过来对男性，男性对自身，总是能够轻而易举达成和解。

从这方面来说，男性的社会生存能力普遍比较强。

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郑大却完全没办法接受。

毕竟搁谁身上，眼睛一眨，本以为是囊中之物的上千万的资产，没啦！

不疯才怪。

“不可能！”他喊的嗓子都劈了，“这好好的集体的厂子，说变成私人就变成私人的了？我怎么不晓得，里头还有我老婆哩！”

按道理来说，原始资料都拿出来了，官方的解释说明也该到此为止。

后面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去，跟官方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但基层行政执法人员都明白一个道理，你不一次性把他给说服了，后面天晓得他会起什么幺蛾子。

所以哪怕他没道理，派出所的同志还是带领一行人，一一去找了当年登记注册集体企业的成员。

为啥不是直接把人叫到派出所呢？

哎呦喂，什么老爷啊！

现在天还没黑呢，当然得趁着天光在的时候，多干点活。

不然你以为他们一个月三百块钱的工资，是老板发善心吗？

饶是警察同志已经如此体贴民情了，工人们被从生产线上喊下来的时候，也老大不痛。

他们都是计件工资，多耽误一分钟，就少挣一分钟的钱。

奥维契金在旁边看得津津有味，这就是他想要的工人啊。

在莫斯科，在俄罗斯，工厂的工人动不动就坐着喝茶聊天打牌。生产任务再急，他们也能当做没看见。

尤其上了年纪的工人，一个个想过舒坦日子还不肯好好干活。

伊万诺夫反驳他：“那是因为你找的工人不对。”

像他，在莫斯科郊区找到农民们和农民的孩子们，就没这么多事儿。

哎，回头得打个电话过去问问看，那边过年准备的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