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炮战后，东野组织各级领导尤其是炮纵指挥官到国民党军碉堡群进行实地考察，为日后总攻中炮兵如何进行破坏射击提出宝贵意见，先以不装引信的炮弹打碎敌人钢筋混凝土碉堡的外墙，再以瞬发榴弹杀伤碉堡内的敌军，取得了完美的破坏效果。在完成了外围敌军防御点清扫工作后，东野开始准备对天津的最后总攻。

同时又通过各种渠道对天津守军进行劝降。此时，东野在天津周边展开了538门加农炮、榴弹炮、山野炮和重迫击炮，而天津守军山野榴炮一共才50余门。

1月8日，天津东野前线总指挥部下达兵种协同动作计划，其中针对炮兵作战的特点，拟定“破坏射击时”“压制射击时”“克服护城河时”“向纵深发展时”四大步骤中步、坦、炮、工的具体分工和顺序。

各主攻方向的指挥员此时对我军强大的炮兵和装甲兵实力都感到相当满意，例如第一主攻方向共有地炮273门。

东野9纵某部突击部队正越过鹿砦，突津城防。面对天津的纵深防御体系，刘亚楼决定采取“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的策略。各纵队也都准备架桥工具，挖掘了超过1万米的交通壕，以保证攻击发起的突然性。

1月12日和13日，东野炮兵开始进行试射，并直接对预定突破口附近的国军碉堡和纵深目标进行破坏射击，为了迷惑敌人，东野规定上午东侧炮兵开火，下午西侧炮兵开火，中午留给南侧炮兵。各部必须留一个炮连准备对国军炮兵进行反压制。

14日早晨，东野部队惊异地发现整个天津笼罩在大雾之中。9点后云开雾散。

9点30分炮兵开始试射，10点时，5颗红色信号弹突然临空，天津周围的五百余门大炮一起发出怒吼，成千上万发炮弹几乎要把天津整个掀起来。

眼看东野各纵队纷纷打进突破口，作为总预备队的东野6纵17师再也坐不住了，这支部队是东野的总预备队专业户，1947年6月打四平17师是总预备队，1948年9月打锦州它又是总预备队。当2纵突破城垣后，6纵17师师长和政委便开始轮流给各级领导打电话，要求尽快上阵。

11点，刘亚楼命令17师立刻从1纵开辟突破口冲入城内，与1纵、2纵、7纵、8纵相比，6纵17师是一个不太相信炮兵的部队，他们更喜欢用自己捆的炸药包。东野上下都知道17师从师部机关干部到普通一兵，都是捆炸药包和爆破的好手，他们管炸药包叫“手中雷”。

在冲入天津城内后，17师先冲进南开中学，然后攻打天津电车公司。在电车公司广场上国军的碉堡像蒸笼里的馒头似的一个挨一个。结果17师49团1营3连2排3全班12人扛了10个10公斤的炸药包，从电车公司大楼后方迂回，从大楼开始炸起，一路摧枯拉朽，最终赢得“爆破英雄班”称号。

在天津战役中，东野坦克装甲兵对于各部队突入城内后快速突进起到关键作用。14日15点，东野坦克部队以排甚至单车为单位，支援已经彻底各自为战的步兵部队，例如1纵2师6团在穿过鼓楼南大街进至新旅舍时，遭遇国军凭借高大建筑物建立的支撑点。步兵多次爆破未能奏效，关键时刻东野两辆坦克一马当先，连打带撞，直接在大楼外墙冲开一个大洞，掩护步兵冲入楼内全歼守敌。

天津战役中，东野战士正在坦克的掩护下突破天津城防。按刘亚楼的“东西对进”部署，东野以1 纵、2 纵配属20 辆坦克及炮兵部队，由西向东攻击；而7 纵、8 纵配属部分炮兵和10 辆坦克从东向西攻击当14日夜色已深，但枪声、爆炸声却此起彼伏。

东野指战员在夜幕掩护下，以团营连为单位大胆穿插，多路并进，迅速撕裂陈部国军的防御体系。2纵5师16团1营沿忠庙大街向东推进，一路夺取大丰桥等三座桥梁。

凌晨时，1营经火柴公司、转盘街抵近金汤桥。但此时金汤桥桥头堡却以轻重机枪交叉火力组成火网。攻击受阻的1营3连派出两队战士从侧翼攻击西侧几个主要桥头堡，并一举夺取了桥西段。

同在凌晨3、4时，8纵71团也打到金汤桥东侧。面对桥头主堡，东野战士连续进行4次爆破。东野战士将红旗插在了金汤桥东桥上。

5时，东野2纵和8纵正式在金汤桥会师。会师金汤桥，标志着天津国军被一分为二。但从城市战角度，困兽犹斗的国军仍然可以凭借支撑点负隅顽抗，例如1纵2师炮兵团1连在配合步兵攻击时，突然遭遇敌人一座建筑物集中了多挺机枪。

由于楼高街窄，步兵和炮兵都无法仰攻压制敌人，也无法迂回。关键时刻，东野炮兵将山炮拆成三大部件，抬到附近三层楼上，以7枚炮弹敲掉敌人4个火力点，掩护5团夺占胜利桥。

随着战况的发展，天津陈长捷麾下的国军逐渐丧失了战斗意志，解放军开始采用“猛打紧喊”的战术，以强攻配合劝降。

1949年1月15日5点，东野部队迫近陈长捷的警备司令部。东野1纵解放军先夺占了警备司令部东西两侧的制高点，1团2营炸开司令部大门，从一楼打到顶层，却没有抓到陈长捷。

此时的陈长捷正在地下室与傅作义通电话。

最终，解放军冲进了地下室，挺枪站在陈的背后。这位曾叫嚣有自己在天津不会丢的国军悍将，就这样当了俘虏。

整个天津总攻仅持续了29个小时便结束了，这一结果出乎国共双方几乎所有人的预料。

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在人民欢呼声中开入北平城内进行接管。至此，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结束。

此时，淮海战役也结束。

淮海战役源于1948年9月济南战役后，华东野战军领导粟首次提出“淮海战役“构想，计划歼灭国民党军黄百韬兵团及两淮地区之敌，后扩展为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的南线战略决战 。

此役如果胜利，可使长江中下游北岸地区获得解放，南岸的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直接暴露在解放军威胁之下，加速了其政权的崩溃。

1948年下半年，国内形势愈发对国民党军不利，6月，解放军发起豫东战役，8月初，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议，提出了东北求稳定，华北求巩固，在西北扩张，在华东华中加强进剿的战略。从下半年开始，国民党军开始实施重点防御，重兵坚守战略要点，编练强大机动兵团，造成解放军对战略要点“吃不掉”，对增援兵团“嚼不烂”。

9月间，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攻克济南，这是中国解放军首次攻克国民党军重兵设防的坚固城池，也宣示了重点防御计划的失败。

在济南战役中，尽管蒋命令集结在徐州地区的国民党黄百韬、邱清泉、李弥三个兵团北上解围，但慑于华东野战军的强大阻援部队和孟良崮战役的后遗症，黄邱李三个兵团17万余人，在华野阻援打援部队阵地前面徘徊，直至济南城破，黄、李两兵团尚未集结完毕 。

济南攻克后，菏泽、临沂、烟台等地国军纷纷弃城，山东境内只剩下青岛等少数据点 ，使得解放军南下作战再无负担。

同时，鉴于邱黄李三兵团的犹豫，机不可失，粟裕立即全面进行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战役。

1948年9月下旬，济南战役获胜三天后，华东野战军开始着手歼灭距离徐州较远的黄百韬第7兵团、李延年第9绥靖区，为夺取徐州做好准备。

同时，中原野战军应攻击郑徐线，牵制孙元良兵团，以减轻华野阻援的压力 。

中野以极小代价占领郑州，开封后，对战役的部署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中野牵制张淦三兵团、黄维十二兵团，迟滞了华中国军向徐州战场的东调。

1948年10月27日，中野主力四个纵队由郑州东进进入徐蚌战场，相机行事。

在济南失守后，1948年10月，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开始收缩兵力，国军集结了4个兵团（第2、第13、第7、第16兵团）和4个绥靖区（第3、第4、第1、第9绥靖区）部队25个军共约60万人，以徐州为中心，利用津浦、陇海两条铁路线，组成东起海州、西迄商丘、北起临城、南达蚌埠之“一点两线”防御阵线，加强防守中原和华东地区，采取战略守势。

10月底，解放军中原野战军进攻郑州，国军忧虑其可能会与华东野战军在江淮地区会合，为巩固江淮，屏障南京。

1948年10月29日，国民党参谋总长顾祝同和国防部长何应钦在国防部召开作战会议，按照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白崇禧提出“守江必守淮”之指导思想，提出两种作战方案：一是集中优势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的津浦铁路两侧，做战略防御；当解放军南下时，即集中全力，寻机与解放军决战；二是放弃徐州，退守淮河进行河川防御。

同时，为解决兵力不足，将辽沈战役后驻留葫芦岛的第39军、第54军转至蚌埠，支援徐蚌战场。尽管这次会议商定采用第一种作战方案，但直至徐蚌会战开始，国民党仍没有确定作战部署 ，蒋更倾向于第二种方案，在淮河一带击破解放军主力，来争取第二线战略配置的时间。

直至1948年11月5日，顾祝同在徐州召集刘峙、邱清泉、黄百韬、李弥等开会，方确定部署按第一案，主力沿津浦路排开。

在指挥官人选上，蒋希望桂系白担任总指挥 ，但白认为国军十字型布阵完全陷入被动，于是坚决推辞 。

在前方指挥机构人选方面，蒋又希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第2兵团司令官杜聿明能指挥这场战事，但杜聿明已于1948年10月15日被紧急调往东北“剿匪“总司令部。

蒋一时无信任人选可派，于是以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刘峙来指挥这场战役。从白拒绝指挥，到解放军发动淮海战役，只有6天时间。

1948年9月24日济南失守后，国民党军总部以为华东野战军需要长时间休整，未能料到华东野战军在济南战役损失不大，能迅速南下进攻徐州，结果大意轻敌。

粟裕为迷惑国民党军，特意在山东开了十几台大功率电台，不停向外发出指令，国军误认为华东野战军主力依然在山东。使徐州“剿匪“总司令部部署调整、兵力调动也趋缓慢。

1948年11月1日，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共约15万人，以及部分地方部队与华东野战军共同进行淮海战役，参战兵力达到60万人。实际上，约50万解放军同时从不同方向秘密夜行，在国军不知情下扑向徐州。

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官刘峙作战无能，故在战斗前，国军布阵极为不利，与解放军作战处于被动及被分割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