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外传来轻微的响动。我警觉地起身，走到门边，侧耳倾听。

是纸张摩擦的声音。

我轻轻推开门，走廊里空无一人，只有月光从窗棂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菱形的光斑。

门口地上，放着一个牛皮纸包裹。

没有署名，没有字条。

我捡起包裹，回到房间，锁上门。

包裹很轻，拆开，里面是一本硬壳笔记本。深蓝色的封面，烫金的字迹已经磨损，勉强能辨认出是英文：

“Medical Diary”（医疗日记）

我的心跳开始加速。

翻开第一页，日期是：1912年3月15日。

那是四年前。

字迹很工整，用的是英文：

“今天，父亲终于答应让我学医了。他说，女子学医虽然罕见，但治病救人是善举，他支持我。我很高兴，我终于可以像母亲一样，成为一名医生了。”

再往后翻：

“1912年6月10日。第一次进解剖室，很害怕，但更多的是兴奋。生命是如此精妙的结构，每一个器官，每一根血管，都有其存在的意义。”

“1913年1月5日。认识了约翰，他是父亲的助手，从英国来的。他说我很有天赋，愿意私下教我更多。我很感激。”

“1913年8月20日。约翰向我求婚了。但父亲不同意，说洋人不可靠。我很痛苦。”

日记断断续续，记录着一个女子学医的心路历程。直到——

“1915年4月3日。出事了。约翰的实验出了差错，病人死了。父亲要担责任，可能会坐牢。约翰说，只要我帮他一个忙，他就能解决这件事。”

“1915年4月5日。我做了。我给那个病人的家属用了药，让他们‘安静’下来。我知道这是错的，但我没有选择。父亲不能坐牢。”

“1915年4月10日。事情解决了，但约翰变了。他开始用这件事威胁我，让我帮他做更多的事。我成了他的傀儡。”

“1915年6月。我怀孕了。约翰的。父亲知道了，气得中风，现在躺在床上，不会说话，不会动。都是我的错。”

“1915年8月。孩子没了。我故意从楼梯上摔下来。约翰很生气，打了我。他说，我毁了他的一切。”

“1915年10月。我逃出来了。带着父亲，逃到了锦都。改名换姓，重新开始。但我知道，约翰会找到我的。他那种人，不会放过我。”

日记在这里中断了。

最后一页，只有一行字，字迹凌乱，像是在极度恐惧中写下的：

“他来了。我知道他来了。那个总在百乐门外徘徊的男人，就是他。他在等我，等一个机会，让我彻底消失。”

我合上日记，手在颤抖。

这不是乔以婉的日记。

这是一个陌生女子的故事。

可为什么，会有人把这本日记送到我手里？

我重新翻开日记，仔细查看。在最后一页的背面，用极淡的铅笔写了一行小字，几乎看不见：

“如果你读到这本日记，请小心穿白大褂的女人。她们救人的手，也能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