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年（1941年）正月十六，雪还在下。

王泽喜站在店子上那堵高墙的瞭望口，看着山下。日本人刚过完年，又开始扫荡了。这次规模不大，一个小队，五十多人，沿着汉水边的小路，往西走。

“四哥，打不打？”陈小狗蹲在旁边，手里端着杆老套筒。

“不打。”泽喜说，“五十个人，硬拼咱们不占便宜。让他们过去，等晚上再动手。”

“可他们是去李家集扫荡的，李家集有咱们的亲戚……”

“我知道。”泽喜打断他，“可打仗不是赌气。五十个人，咱们这三十几条枪，硬打要死人。不值得。”

陈小狗不说话了。他知道四哥说得对，可心里堵得慌。这四年，日本人扫荡，他们就躲。日本人走了，他们再出来。像老鼠，躲躲藏藏，憋屈。

泽喜心里也憋屈。可他得忍着。他是这支保乡队的头，他得为这三十几个兄弟的命负责。

保乡队现在有三十五人，枪二十八条，子弹平均每人不到十发。这还是在日本人那儿偷的，抢的，捡的。打一仗，少一点。补充不上来，只能省着用。

“四哥，”陈小狗又说，“我听说，东边有支队伍，叫八路军，专门打日本人。人不少，枪也好。咱们要不要……”

“不要。”泽喜打断他，“什么八路军、新四军，都是共 产 党。国民党剿了多少年都没剿干净，现在又冒出来了。这些人，比日本人还麻烦。日本人打跑了就走了，他们要是来了，就不走了。店子是咱们的，不能让外人占了。”

“可他们说打日本人……”

“打日本人咱们自己会打，用不着他们。”泽喜转身下墙，“让弟兄们准备，晚上去李家集看看。能救就救，不能救……就算了。”

“是。”

夜里，泽喜带着十个人，摸到李家集。

日本人已经走了，留下满村狼藉。房子烧了，粮食抢了，人杀了十几个，吊在村口的槐树上。尸体在寒风里晃荡，像腊肉。

泽喜看着，眼睛红了。他认得其中一具，是李家集的族长，李老爷子。去年春天，还给他送过一袋红薯，说感谢他保乡队护着这一方平安。

现在，人没了。

“四哥……”陈小狗声音发颤。

“埋了。”泽喜咬着牙。

十个人，把尸体解下来，挖坑埋了。没有棺材，没有墓碑，只有十三座新坟。

泽喜跪在坟前，磕了三个头。

“李老爷子，各位乡亲，走好。你们的仇，我记着。早晚有一天，我要日本人血债血偿。”

可怎么偿？他手里这三十几个人，二十八条枪，怎么跟日本人斗？

他想起白天陈小狗的话。八路军，打日本人……

不，不能想。那是共 产 党，是外人。王家的规矩，是守家，是保乡。外人，信不过。

回到店子上，天快亮了。

泽喜没睡，一个人在院里磨刀。刀是他从日本人那儿缴获的军刀，刀身有血槽，刀刃锋利。他磨得很慢，很仔细，像在砌墙，一板一眼。

“四叔。”

泽喜回头，是长安。这孩子今年二十四了，跟他爹一样憨厚，可眼神里有股劲儿，是那种“想做事”的劲儿。

“咋不睡？”

“睡不着。”长安蹲下，看着他磨刀，“四叔，我想跟您说个事。”

“说。”

“我听说，县城保安团在招人，修工事，一天给一块大洋，管饭。我想去。”

泽喜手里的刀停了。他抬头看着长安：“你爹知道么？”

“知道。我爹说，让我问您。”

泽喜沉默了一会儿。长安是泽福的大儿子，是他看着长大的。这孩子老实，肯干，是块过日子的料。可去保安团，那是给国民党当差。刘德贵是什么人，他太清楚了。贪财，怕死，对日本人点头哈腰，对老百姓作威作福。

“长安，”他说，“保安团，不是什么好地方。刘德贵，不是什么好人。你去，是往火坑里跳。”

“可一天一块大洋……”长安说，“四叔，您看咱们家，粮食快没了，弟弟妹妹们饿得直哭。我去挣点钱，买点粮食，让家里人吃顿饱饭。”

泽喜不说话了。是啊，粮食。这是最要命的。去年大旱，地里没收成。日本人三天两头来抢，家里那点存粮，见底了。再不想办法，真要饿死人了。

“行，”他终于说，“你去。但记住，挣了钱就回来，别掺和保安团的事。刘德贵让你干什么，能推就推，能躲就躲。实在推不掉，就装傻。你憨，他会信。”

“我记住了，四叔。”

“还有，”泽喜看着他，“枪，别碰。上次的教训，记着。”

长安脸红了，低下头：“我记着。”

第二天，长安去了县城保安团。

刘德贵见了他，笑了：“王长安？王泽喜是你什么人？”

“是我四叔。”

“哦，王队长的侄子。”刘德贵打量着他，“会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