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喜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砌墙，是为了让人有地方住。不管穷人富人，房子倒了，都得修。工钱该多少是多少，少了，我一家老小没法活。”

“小王师傅，你这思想……”

“我就这思想。”泽喜打断他，“陈会长，您要让我入会，我入。可工钱，我不能少。少了我一家老小饿肚子，您管饭么？”

陈志刚被问住了，最后摆摆手：“行行行，你入会就行。工钱……你看着办。”

民国十六年（1927年），泽喜十一岁。

这年春天，外头出大事了。

说是蒋介石在上海“清党”，杀共产 党。武汉的国民政府也在“分共”，国共合作破裂了。襄阳城里乱成一锅粥，昨天还在喊“革命万岁”的人，今天就被抓了，杀了。

店子上的农会一夜之间解散了。陈志刚跑了，不知去向。九队张家、十队肖家松了口气，可也不敢太张扬——谁知道明天会怎样？

王家又躲过一劫。泽喜虽然入了工匠协会，可没干过出格的事，就是砌墙，收工钱。农会垮了，也没人找他麻烦。

可这年的日子，特别难。

税加了又加。什么“剿匪捐”“治安捐”“特别捐”，名目多得像夏天的苍蝇。世贵的杂货铺重新开张，可生意清淡，税却一分不能少。世富的木匠铺，也接不到什么活——兵荒马乱的，谁还打家具？

最苦的是砌墙的活。有钱人家不敢盖房子，怕被“共产”。穷人家盖不起。泽喜有时一个月都接不到一单活。

最难的时候，秀英把最后一件陪嫁的银簪子拿出来，让世贵去当了。当了五块大洋，买了些糙米，撑了半个月。

“娘，”泽喜说，“明天我去县城看看，有没有活。”

“县城也乱，别去了。”

“不去，就没饭吃。”

第二天，泽喜真去了县城。县城也萧条，铺子关了一半，街上人少。他转了一圈，看见有处货栈的墙裂了，进去问。

“掌柜的，要修墙么？”

掌柜的打量他：“你？会砌墙？”

“会。三代砌匠。”

“工钱怎么算？”

“一天一块大洋，管顿饭。”

“太贵。现在这光景，一天五毛，不管饭。”

泽喜想了想：“行，五毛就五毛。但灰、砖，您出。”

“行。”

于是又开始砌墙。在萧条中，在饥饿中，一砖一瓦地砌。墙砌起来了，肚子填饱了，日子，又熬过了一天。

民国十七年（1928年），泽喜十二岁。

这年，他经历了人生第一场“大场面”。

县城保安团要修碉堡，防“赤 匪”。工程很大，要砌三座碉堡，每座三层，带枪眼，带瞭望台。保安团贴出告示，招匠人。

泽喜去报了名。招工的头儿看他年纪小，不想要。泽喜说：“让我试试。砌不好，不要工钱。”

“行，那就试试。”

试工是在保安团的操场上。给一堆砖，一堆灰，让砌一堵墙，墙要结实，要能挡子弹。

泽喜开始砌。他不砌普通的墙，砌“蝎子倒扒墙”。一层左斜，一层右斜，砖缝匀，灰浆满。砌完了，墙立在那儿，像一堵沉默的山。

头儿让人用枪打。一枪，两枪，三枪。子弹打在墙上，嵌进去，可墙没倒，没裂。

“好！”头儿拍手，“小子，有两下子。这活，给你了！”

三座碉堡，泽喜带着十几个匠人，砌了三个月。完工那天，保安团长亲自来验收。他围着碉堡转了三圈，又让人用机枪扫了一梭子。墙身上留下几十个弹孔，可墙纹丝不动。

“好墙！”团长拍着泽喜的肩，“小子，你叫啥？”

“王泽喜。”

“多大了？”

“十二。”

“十二？”团长愣了，然后大笑，“十二岁能砌这样的墙？人才！留下来，跟我干，当个工兵排长，一个月二十块大洋，怎么样？”

二十块大洋。王家一个月的生活费，也就十块大洋。

泽喜沉默了。他看着团长，看着那些当兵的，看着他们手里的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