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原是生性敏感的孩子，在黯淡的环境中长大。“有谁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伯宜死后台门各房分家，颇不利于鲁迅所属的智兴房。鲁迅遭叔祖周兆蓝逼迫画押，虽未屈从，受刺激相当深，后采入小说《孤独者》）家里突遭大变故，曾把鲁迅寄在安桥头（“鲁镇”，那里的居民差不多都姓鲁的）外婆家（外公希曾已在1884年辞世），旋随长舅怡堂迁小皋埠的娱园，历半年余，竟被台门中人视同乞食者，颇遭冷眼（好在舅母的弟弟少伊有大量小说看，《故乡》和《社戏》里也还有小朋友。周作人从小舅居，那时不过八九岁，还在溺床，呆呆的只不理会）。少年的灰色经历影响着鲁迅的性格，他的作品中，愤世总是常见的。除此还有“绍兴师爷”禀赋的遗传，与李莼客（慈铭，人以为一名士耳）有交往的介孚恃才傲物，常在家里咬指甲骂人，自昏太后呆皇帝直骂到子侄，骂得很是刻薄。他又偏心，溺爱幼子伯升（又名凤生，介孚妾章氏所生，幼年丧母，由另一妾潘氏抚养。1897年入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毕业后任职海军，1918年身故，寿37岁）而苛求长孙鲁迅，鲁迅在学堂考到第二，便被斥为不用功，伯升考倒第二，却说尚知努力，没有做了背榜。凡此未必利于儿童心理的成长吧（《颜子家训》曰：“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伯宜做的未必见佳，介孚看来还要差些。鲁迅后来将祖父毕生的书信日记付之一炬）。不过介孚脾气固然坏，学问是好的，思想上也较开通，至少是并不僵死。他对小孩子开蒙必自“三百千千”而至“学庸论孟”的路径有点不以为然，倒主张先给他们念一点历史，读读《西游记》也不赖，然后再学《诗经》（周建人《鲁迅幼年的学习和生活》说，他觉得《诗经》比较易懂），这样的深入下去。讲诗的话，他推荐白居易，“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诗，笔力雄健，辞足达意。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戊戌前后，介孚公从狱中寄一部《唐宋诗醇》回家给孩子看，中夹一张“示樟寿诸孙”的字条，说如此）1900年初，在南京上学的鲁迅回家度岁，走过杭州时去探望祖父，从介孚那儿带回的书里，有一本浙江求是书院章程，和一部十卷本《圣武记》：“这末后两种盖系过杭州时祖父交付带回者，那时求是书院刚成立，祖父信中曾说及，明正二十日招考儒童六十人，可以去考云。”（周作人《旧日记里的鲁迅》，署名周遐寿）肯教孩子投考那爿以数理化英文史地为主科，以《明夷待访录》《天演论》为必读书目，以资送学生出国为重要培养方式的求是书院，介孚的头脑非但不冬烘，甚至足可说声新潮呢。

同祖父介孚比起来，父亲伯宜为人和善得多了，对小孩子也好，虽督学甚严，却从不打骂的（周建人说小时候见父亲打过二哥一次，是因为同年纪相仿的叔父伯升吵架，鲁迅和周作人则好象忘了这事）。三个儿子偷偷用压岁钱买闲书《海仙画谱》看画儿，他并不说甚么，反倒觉得很有趣的样子。隔壁沈四太太家有个顽劣孩儿名叫八斤，鲁迅不敌，画一幅“射死八斤”泄忿，这位父亲见了虽然责问，也笑嘻嘻。他不许孩子无端欺负别人，但如受了欺负，就该强硬应对，简直“魇镇”都无不可，回家告状总归没什么用。一个人的性格总会带着童年的影子的。大约受家学影响，伯宜虽功名上淹蹇（只是个被革秀才），却还有一定眼光，据周岂明（作人，少鲁迅4岁）忆及，大概是1894年秋冬之交，伯宜在大厅明堂里同两三个本家站着，面有忧色的在谈国事。鲁老太太（瑞）又曾说过，伯宜讲现在有四个儿子（幼子椿寿那时还没有死。“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椿寿独夭折，可知天心不从人意），将来可以派一个往西洋去，一个往东洋去做学问。在甲午年的晚秋，“变法的空气还一点没有，他的这种意见总是很难得的了。”（岂明《鲁迅的故家伯宜公》）

祸不单行，大约在牢里受了气，又被革了功名，前途绝望，伯宜放归后心绪极坏，竟然抽起鸦片，1894（甲午）年病倒（岂明回忆是这年冬或次年初），初则吐血，复转水肿（是不是肝郁导致的腹水呢），1896年去世，寿仅37岁。“我有4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鲁迅于是至死不信中医（很不幸，他家所请的姚芝仙是“著名”的江湖流医生，后延医何廉臣，即是鲁迅《父亲的病》中的陈莲河，似乎是比较平实的，在中医史上也有位置，但不知为何鲁迅对廉臣更加恨恨，或者伯宜到他那儿时已金石罔效，到头来在他手里死去，鲁迅把帐算在他头上了吧），终于东渡日本，从学医开始了一生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