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专的功课甚繁，物理、化学、解剖、组织、德语等科一股脑“奔来眼底”，教鲁迅应接不暇。最不适应的还有两桩，一是早7时上课，简直有意跟这只夜猫子作对的了；二是组织、解剖两门，所用名词术语皆为拉丁文和德文，那是需要下一点笨功夫的，听课时更须全神贯注，至于食宿之简陋，其实并不算什么，并且还有一端好处，是不收学费（鲁迅往交学费见拒，就老实不客气地拿钱买了怀表，还沾沾自喜）。他很是努力学习了一阵子，虽然不大顺手，总还自信将来不至为杀人之医。但不足两年，饱受医专同学歧视、又在日俄战争的图片里痛感国人的愚昧，他叹一声：“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竟于1906年3月15日退学，决意走文艺救国之路，去改变人们的精神（竹内好说找茬事件与幻灯事件和立志从文没有直接关系，鲁迅从中收获的是屈辱）。他的学籍挂在东京独逸语学校（“独逸语”也者，实际就是德语。Deutsh一词中译为德语、德意志，日译为“独逸”。鲁迅出国前就学过德语，到了日本也一直没扔下，不过甚浅，在仙台这门成绩刚好及格。据岂明回忆，他以自修学得一手“哑巴德语”，不大能够会话，但可流畅地阅读，也听得懂，还能翻译。他学会了德语，却不怎么重视歌德这样的名家，而是当作“敲门砖”，去译介东欧弱小民族的作品），实则不大去上课，而专心研究文艺了。这自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他在东京就已表现出对文艺的极大兴趣，课余所思所论，也不离“中国的国民性”等，刺激云者不过催化而已（鲁迅的头脑虽然十分科学，他的医学知识却不怎样高明。藤野严九郎似乎曾表达过要传衣钵的意思，但他毕竟学习时间太短，成绩一般，1905年春季升级考试中7科总平均分仅65.8分，在同级142人中仅列第68名，甚至藤野严九郎所授的解剖学还差0.7分没及格，那说法作不得数的。其实藤野严九郎不过是一个平凡的教授和乡间医院院长，对这位教了一年多的学生只有一点平淡的回忆：“把那么少的亲切，当成了这么大的恩谊。”）。岂明说：“鲁迅那时的思想，我想差不多可以民族主义包括之。如所介绍的文学，亦以被压迫的民族为主，或则取其反抗压制也。”鲁迅在日本剪发辫（据季茀回忆在1902年，是江南班第一个。同是公派留学生的张继、邹容、□□的剪辫可闹出不小的动静，他三个把留学监督的辫子也剪了。回国后迫于压力，鲁迅装了一条假辫子，走在街上每每被人指点研究。第一个剪掉辫子的名人大概要数到中山，但他那是用来脱逃的。本来剪辫易服也是戊戌变法设计的强国政策之一，不料惹得满洲执政集团群体性暴怒，直到庚子国变，慈禧痛中思痛，不得已推行新政，上升为“祖宗家法”的辫子才有了一点松动。1904年，训练全国新军的练兵处反映，当世的基本战术动作是匍匐放枪，而各国兵士身后都负有包裹，伏地抬头之际，头恰好贴在背包上，清兵后脑无端多了一大坨辫结，碍事到头都抬不起来，“则万不能战”，遂师法“胡服骑射”而行之，迄翌年诸大臣出国考察宪政，端方、戴鸿慈的随员中倒有半数脑袋光光了。这一度引起了留辫派的反弹，朝廷慌忙下令，严禁“擅自截割”还不算，两广总督周馥至于责令剪辫的士兵、学生在3个月内留回，“如违重咎”。这一点点愚蠢的乱七八糟，无非贻人口实罢了，我们在《泰晤士报》著名记者、袁世凯政府所聘顾问，澳大利亚人莫里循1909年所摄的慈禧葬礼照片上，已能见到京城遍布着剪了辫子的新军。但在乡土群氓心中，那一条“pigtail”还牢牢地生着根呢，至于民元那年迫得中山学一回多尔衮，下个甚么“去辫令”，居然这里那里的引发些流血事件，还不能去得净尽。君不见鲁迅所作的《风波》，时间是已到了1917年了），倡言“摩罗诗力”，讴歌斯巴达300士（著文《斯巴达之魂》，载孙江东、蒋百里、季茀所编之《浙江潮》，是鲁迅发表的第一篇文字）、拜伦（Geordon Byron，为希腊独立而死）、彼兑菲（Petfi Sándor，通译裴多菲，为匈牙利独立而死），凭吊朱舜水（之瑜，字鲁屿，浙江余姚人。明末四渡日本借兵反清不成，回国与郑成功、张苍水共谋抗清，事败后决意不与满清同戴一方天，乃流亡日本讲学，做着副将军德川光国的老师，终生不履故土，葬于水户藩常陆久慈郡大田乡的瑞龙山麓，植碑曰“明徵君子朱子墓”。其格物思想在日本影响甚大），翻译俄国、波兰作品，他这时正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把剪了辫子的照片大洗特洗，分送朋友，有时还附题一首他写的最好的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1901年所做）岂明喜欢极了，“拟放假日往城南配壳子，悬之一室，不啻觌面”。

然而一“民族主义者”尚不能描述鲁迅，哪怕他年不及而立、学业未成。季茀《我所认识的鲁迅》回忆：“鲁迅在弘文时，课余喜欢看哲学文学的书。他对我常常谈到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从那时到生命最后一刻，这三个问题成为鲁迅一以贯之的终极动机，归根结底一句话，叫做改造国民性。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文化偏至论》中的“立人”（载1908年6月《河南》第5号）。诚如此，不独鼓吹革命是救国，开民智何尝不是救国，而且途路虽然纡远，他以为倒可望收治本之效（乃师章太炎和中山就是因为有限的经费要用来办报还是暴动而大吵架，终于决裂）。惟虑及受众的程度不同，他所做的试验，是因材施“救”。对同样的民族主义者，辄以《斯巴达之魂》等文激其英锐之气，又郑重地译出嚣俄不朽大著《悲惨世界》的第一部分《芳汀》，取名《哀尘》，载1903年6月《浙江潮》第5期，用着典雅的古文，在志士们眼前描绘出一幅忧愤深广的画面。对有一定根柢之学生，即飨以介绍新元素“镭”的《说鈤》，及《中国地质略论》《物理新诠》《中国矿产志》《科学史教篇》等科普文章，开拓其科学视野，诱发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假以时日，庶几就会有人逐渐养成思考和求证的习惯。刚好自然科学也是他的兴趣所在，出国前还打过一点底子，在日本又得到了贝壳“外套”之类的深造，于是他有意做些基础工作，“夫子循循然善诱人”，是会好过一句空泛的“致知在格物”吧（鲁迅总是说，读书不惮其杂，不妨故意看看其他领域的书，知道别人正在研究的是什么。就在死前半年，他还同一个叫颜黎民的说，读书如采蜜，其要在博，文学青年更该接触科学，至少常识总要有的）。对文化低而人数众的庶民呢，他别出心裁地自科幻小说入手，“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故掇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一样是练笔，在鲁迅，同时也建构着关于民族未来的方案，其野心也就不小呢（《月界旅行》序。鲁迅的思路可说部分来自梁任公，就在稍早时候，严几道发现小说表现人类“公性情”的大功效，亡命日本的任公继而提出“小说界革命”，以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大声疾呼曰“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并于1902年创办《新小说》，鲁迅也订了，岂明览之竟至欣喜若狂。不过任公所重者，是政治小说，鲁迅则兼及科学）。张香涛所谓“各种西学书之要者，日本皆已译之”真就不虚，托明治的西化潮之福，坊间译作甚夥，鲁迅很快找到合意的小说，一言“上天”，是井上勤译的《九十七时二十分间月世界旅行》；一讲“入地”，是三木爱华和高须墨浦合译的《地底旅行》，于是就“上穷碧落下黄泉”地转译为中文，然后勇敢地发表了（另译《北极探险记》，叙事用文言，对话用白话，被商务印书馆退稿并“大骂一通，说是译法荒谬”，稿子后来就丢了；《造人术》，仅译了一半，1906年《女子世界》载）：那部标题罗嗦的飞天书更名为《月界旅行》，落了个子虚乌有的“中国教育普及社”款，1903年10月交东京进化社出版；《地底旅行》则花哨的叫做《拍案惊奇地底旅行》，第一、二回刊于《浙江潮》第10期，署名“之江索士”，全文1906年由南京的启新书局印行。惟鲁迅日语还不怎么成，错漏不少，中文正试着从文言转入白话（这类小说预设的读者群取法乎下，只要略识之无就可以看懂，因此特为用了话本式的行文），译笔则袭了琴南的路数，宁“达”勿“信”，比如《月界旅行》将28章截长补短为14回，《地底旅行》更是把女主角的全部戏份以及有关地球科学的解说一体删除，正像他自己后来检讨的，“其实已是改作。”本来日译就是辗转取自不那么可靠的英译本，并且属于出了名的不忠实原著的“豪杰翻译”法，那么鲁迅所译之近乎面目全非，可以想见。这还不算，可笑的是这位译者竟然不知道这两部小说是一代科幻巨匠凡尔纳（Jules Gabriel Verne，一生作品六十余部，总题为《在已知和未知的世界漫游》。差不多是明治维新的同时代人，在日本很风靡了一气。不过向称精细的日本人连作者是谁都拎勿清，可见明治时的西化亦很匆促）的名著，反而受了所据底本的误导，当作甚么“美国查理士培伦、英国术尔斯威男”的作品了。那时候他的各个等次的译作，不知是不是故意为之，真有精粗之分的（在这以后鲁迅就坚定地转向了直译，“硬译”，甚至被讥为“死译”，也绝不更改。他把自己的工作定位为“介绍”，而不是“再创作”。既然是介绍，就应该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