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鲁迅天性较活泼倒是真的，很多幼年的爱好伴了他终生。打小儿他就有个外号“胡羊尾巴”，喻其短小而灵活。后来同岂明流连在废园里玩耍，从“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到“瓜皮满地绿沉沉，桂树中庭有午荫。蹑足低头忙奔走，捉来几许活苍蝇”（岂明《知堂杂诗钞儿童杂事诗甲之二十苍蝇》），跑去海塘边拨草寻蛇也是他们的活动之一，种种顽皮渐渐演化为对自然知识的兴趣（现存一本陈淏子编《花镜》，上有鲁迅亲笔批注，如映山红“性喜燥，不宜多浇，即不以山土栽亦活”云，该是他十几岁时的手植经验）。读书后喜欢描画插图，因此弄了好些带绣像的游记、小说和志怪来看，也就拓展了文艺的眼界，连带着养成满高的美术趣味与直觉。据岂明开列的书单，他弟兄少年时已远逾时文的藩篱，而颇受了《楚辞》《文选》《世说》《文史通义》的影响了。

周家昆仲由于进了水师矿路学堂，不必考虑科举，得以向旁侧着眼，对唐诗、笔记、传奇多所涉及，洋文的学习更使他们可以接触外来文化（矿路学堂总办俞明震，鲁迅终身尊称“俞师”的，是个新党，曾出题《华盛顿论》考汉文，致汉文□□惴惴地问学生：“华盛顿是什么啊？”），几年间已经认识了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自称“达尔文的斗犬”）、孟德斯鸠（Charles-Louis de Sedat，袭孟德斯鸠男爵，故名）、嚣俄（Victo，通译雨果）、仲马（Dumas，大仲马的祖母是黑奴，姓仲马，乃父就随了这个姓。大仲马耽于佚乐大有祖风，小仲马就是他的私生子。两仲马的作品都有林纾的口译），又得阅览处的便利，读到《新民丛报》《时务报》等时论，梁任公卓如（启超，有子梁思成、思永）的“报章体”文风和严几道（复，福建侯官人，思想界启蒙者。曾公派留英，回国任福州船政校教习，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总办，1912年为北大校长。他的学问偏重西方哲学，其实领袖群伦，而报国无路，退而笔耕。提出“信、达、雅”，允为译界铁律。其孙女婿名辜振甫。陈家、林家、沈家、严家诸福州名门常结婚姻，互为亲眷）、林琴南（纾，福州人，号畏庐，不识洋文之翻译家，所译风靡一时无两。与几道并称大家，交情莫逆）的译笔，也多有领略了（严几道介绍来英国的自由主义，而英国那种保守风格、自由主义传统和宪法习惯与中国本土脾胃不合，很快被法式激进主义取代；林琴南采用游离原文、全凭中文底子的浪漫译法，也是一样的非主流，于是也一样的迅速消失，两位大家今日只余名词矣）。

朝廷的“洋务”说到底只是一个讽刺，矿路学堂只教出鲁迅那一期学生，便遭裁撤，因为煤矿办得糟极了，官儿们说，既然开矿没搞头，也就无须弄甚么学堂，是这般儿戏。青龙山的矿址么，鲁迅毕业前倒随班去实习过近两周，只看见矿洞积了半尺的水，几个有气无力的矿工“鬼一样工作着”，挖的煤只够戽水，戽了水再来挖煤，如此循环，做一门本利两清的买卖。于是当1902年1月27日，鲁迅以优异成绩毕了业（各科成绩都在85分以上，拿到第一等文凭《执照》，写道：“计开学生周树人，现年19岁，身中面白无须，浙江省绍兴府会稽人，今考得一等第三名。”二、三等只发次级文凭《考单》），只能够四顾茫然：“爬了几次桅，不消说不配做半个水兵；听了几年讲，下了几回矿洞，就能掘出金银铜铁锡来么？……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这年初，两江总督刘坤一派遣一批“南洋官费”留学生往日本学习，报名者5人，中有鲁迅。他的“异路逃离”，终于逃到了决定一生的轨迹上去了（谁也说鲁迅是官费留学生，但都拿不出直接证据，直到2001年日本人北冈正子找到了1902年4月11日清驻日公使蔡钧给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的公函，编号受字第4542号，内容为介绍“南洋派遣矿务学生”6人入弘文学堂，“俟其通晓语言文字后再行送入别校”，其中第3人即鲁迅。第二天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照转弘文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编送字第108号。日本档案中可见，1904年鲁迅转学仙台也是有正式手续的，清公使杨枢特为致函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校长山形仲艺。如此算了结一桩小小的公案，鲁迅留学7年当中，那每年三四百元的费用也有了着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