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党
至于民族革命，那段时间日本，尤其东京，是革命党的大本营（1895年以前，尚无人使用“革命”一词，他们只说“造反”或“光复”。这一年是光绪乙未年，1月成立了兴中会，重阳日广州起事失败，中山、陈少白、郑弼臣渡日。舟次横滨，他们上岸购得报纸，见标题曰“□□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盖日本首译Revolution为“革命”。中山欣然道，革命一词出自《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其意甚佳，吾党称革命党可也。兹后遂沿用之），留学生多数有救国志愿，大批党人避难东来，以他们为中心，形成了很多革命团体。辛亥革命是一段时间内系列运动的总集合，今日的正统史学给他分类定性，叫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时人并不那么觉得。那时节不要说民智未开，即革命党也没有很多主义要宣传，而首注于排满。他们的革命有相当的传统气息，其革命组织也就还保留浓厚的会道气味，甚至根本就是以会道为基础，看起来简直无异于□□。中山早年受“反清复明”的影响不细，因人成事的倾向不小，招纳亡命、联络江湖的兴趣不浅，他奔走革命，需人需饷，需要富于组织性的团体，最大的支持即来自洪门（起于明末，相传由崇祯进士殷洪盛创立之“汉留”演化而来，所谓“汉失其土”者也，长房为天地会。至乾隆晚期遭官府严加取缔，遂隐于极秘并向海外发展，而终清一朝，伏焰不绝，是近代地下社会组织的源头。三合会、小刀会、致公堂，悉出乎此。中山著《孙文学说》，颇加发表，并言清末广东人十之八九是洪门昆仲，他的兴中会端赖檀香山洪门成之）。民国肇造前，中山从事革命近17年，有16年在海外宣传募款，而当时的海外洪门是华人立命的群落，那里给他们抵御异邦风雪的庇护，也决定他们的生死荣枯。学者李保平作专著《19世纪新加坡之中国社会》（《ese Society in eenth tury Sigapore》著者Professor Lee Poh Ping，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论定“海峡殖民地和各个土邦的华人人口60%以上是秘密会党的成员，其余40%也都处在秘密会党的影响之下”。受控于会党者近于百分之百，他说的是马来半岛，放之南洋美洲，莫不如此。是以中山1894年决意革命而返檀香山创兴中会，首属意于当地洪门致公堂（承洪门五房之二房洪顺堂衣钵，记前祖方大洪，在美洲几乎一统华人天下，1923年改组为中国致公党，1925年成立，首任总理陈炯明），而奔波十年有奇，成绩绝少，哪怕他索性在1904年身入致公堂，位尊“洪棍”（元帅也，故能够号令会众），周游全美，依然应者寥寥（海外诸会首脱离政治久矣，对造反至为淡漠，况且还被保皇党着了先鞭，任公1899年已是洪门弟子，康有为且已敛财数百万），直到1906年遭日本政府驱逐，避往南洋，才得了会中弟兄的鼎力襄助，令他可以屡挫屡起，终致武昌首义，竟尔成功。辛亥年早些时候，中山决定将致公堂与同盟会合二为一，企图教他的追随者化为纯正的□□中人。他的诸同道大佬，虽然革命建国的主张各异，但对致力争取会党，则众意佥同。黄克强（兴，雄健无伦、至诚无争之“湖南骡子”也）的华兴会组自哥老会（承洪门五房之四房参太堂衣钵，记前祖马超兴，地在两湖）、三合会（清道光年间发于两广之民间会社，洪门分支，历经取缔清理，今日已成香□□帮代名词）及青帮（雍正年翁、钱、潘三组所创，实则漕运工人行会，乾嘉中盛极一时，传说乾隆亦青帮中人，后因海运兴起、漕运衰落，大批帮众进入天津上海，成员愈复杂而势力愈盘根错节，□□即廿三代“悟”字辈弟子）、洪帮，而在蔡孑民（元培）、陶焕卿（成章，绍兴人。性偏狭激烈，力主暗杀，为中山政敌。民元，沪军都督陈英士风旨遣□□刺焕卿于上海）、太炎领导的光复会内，焕卿等人拉来的浙江龙华会（太平天国平定后遣散湘勇，其中若干洪门弟子成立终南会，后为几个浙江人改组而成，势力甚强。□□、秋瑾筹备浙皖起事，视龙华会如大本营）亦占了相当成分。各组织总忘不了玩些喝鸡血、跨火盆、开香堂的花头，并且都要以对首脑的个人效忠为会规，以乡谊为纽带，形成一个个山头（各会党联合章程有一条云凡犯规以刀劈之，又有红缎票布，持之者是“龙头”）。比如大家后来虽然都并入了同盟会，浙东人士为基干的光复会与广东人的兴中会旧人犹不免常相颃颉，闹到不可开交，至于决裂（1907年光复会退出同盟会，实际上两派从来不曾统一。鲁迅对增田涉说：“过去光复会和同盟会一直对立斗争，同盟会杀过光复会的人，现在国民党里有很多同盟会的人，如果明确说自已参加过光复会，说不定现在还会受到迫害。”）。大概也有禀赋的关系，光复会更具侠烈味道。太炎和焕卿常抵掌纵谈春秋战国史事，又组织暗杀团，狙击清廷大臣（太炎《□□陈伯平马宗汉传》云：“革命之事万耑，然能以一人任者，独有作刺客。”）。牺牲的徐伯荪（锡麟，自号光汉子，残清秀才，阴鸷有谋。办学堂、创体育会，百计反清。数往日本，与中山不相得。1904年入光复会，次年从焕卿提议捐道员衔再到日本学军事不成，回皖栖身巡警，以才干做到二品顶戴，而密谋袭占安庆。1907年7月仓猝举事，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不屈，剖心而死，年34岁）、陈墨峰（伯平，原名渊，在日本学制炸药，皖案中战死，年26岁），逃亡的陈子英（濬，与伯荪友善，同赴日习军事。皖案后逃往日本），都是绍兴人，被害的马子畦（宗汉，秀才，世家子，侠气非凡。由伯荪引入光复会。皖案中力战被执，死年24岁）余姚人。鉴湖女侠秋瑾（冯自由衔命在日本组建三合会，秋瑾职司“白扇”，掌帮中文职，位居“洪棍”之下，“草鞋”之上，称“三花及第”）为人豪直——鲁迅曾说她是给人拍手拍死的——因日本政府的“取缔”令下，主持留学生全体回国，老学生都表反对，秋瑾在留学生会馆掷刀桌上，宣告这些人死刑，有鲁迅和季茀在内。其浪漫类此（日本发现清国留学生太杂，学习的太少，胡闹的太多，而且激进分子闹得太不像了。加之清国不断抗议，遂于1905年11月2日由文部省颁布《关于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则》，其第9条“受选定之公立或私立学校，其供清国学生宿泊之宿舍或由学校监管之公寓，须受校外之取缔”、第10条“受选定之公立或私立学校，不得招收为他校以性行不良而被饬令退学之学生”，经留日学生总会认定为侮辱和歧视，更且有辱中国国体，于是引起轩然大波。张伯桢《光绪乙巳留日学生罢课事件始末记》言，留学生发起各校学生联合会，12月6日集会议决在日8000余留学生“全体退学归国，义无反顾”。此时主持人、同盟会员胡瑛发问：“有不归国者，奈何？”秋瑾应声喝道：“胆小怕事之流，应置之死，毋留害群之马！”“于是杀、杀之声大起，复有人高呼：‘勿为已甚，稍留地步，如何？’秋瑾闻之怒甚，由衣裳中出一小刀，掷置案上，曰：‘首鼠两端者，请视此！’……各缄默无言，而力争取消全部《规程》之决议乃得顺利通过。”然而据同是留学生的景梅九说，“取缔”本来是日本汉字，引入时语义发生了变化，原词类似“约束”，所谓“须受校外之取缔”，犹言宿舍要接受所在社区监管，而非禁止；日本官方也在两天后对何为“性行不良”作了解释。但“当时之速成生多不通日文，误会日本政府取缔中国留学生，愤其无礼”，谁也不要听。陈天华目睹乱象，心伤国事，就在同一天蹈海自杀，留下一封遗书，劝同学“取缔规则问题，可了则了，切勿固执，惟须亟讲善后之策，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报章所言，举行救国之实”，还是学些真东西的好。胡汉民等遂组留学生维持会，力主理性解决——鲁迅是这一面的，他的表态方式，是给维持会捐款1元。激进派怒甚，当即使人怀械巡逻，“遇有拒绝回国之表示，或仍追逐逸乐之行动者，辄加干涉，毫不宽贷”。同时他们勒令各省留学生同乡会马上开会表态，在浙江同乡会上，秋瑾再次拔刀“掷案示众，并指名若干之意见不同者，当场宣告死刑”，她点鲁迅和季茀的名，就在这一天。兹后数日，激进学生回国至2000余，有趣的是他们一走，温和派随即抬头，大家可以交流了。不久，那个闯祸的规则得以缓行，学生随即复课，偌大的风潮消于无形，只留给我们一群焦躁、愤怒的青年的背影）。
鲁迅和其他留学生一样，一有空闲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中山的粤语讲演听不懂只字，也要去听）”，与乡曲会众多所往还，并于1903年10月加入“浙学会”，那是后来光复会的源流之一。但鲁迅有没有入光复会呢？却是一桩公案。最有发言权的岂明断然否认，而季茀所编《鲁迅年谱》却郑重记载“是年（1908）……为光复会员”，季茀是入了会的。哪个对呢，难有定论。林辰在1944年考证此事，结论是鲁迅曾入会，其根据也多属推论。他专为此询问过季茀，季茀复信说当时有会籍为凭，但会籍后来散落了。至于岂明的否认，季茀的说法是会中人即对家人也须保密，故岂明或许不知。这是否足资证明呢，甲仍不敢妄言，只是综合各方线索，以入会居多吧（据胡风著《在混乱里》，有一回闲谈时鲁迅曾说及自己加入了光复会，“不过这事没有人知道。”冯雪峰也有此记录。1961年秋，鲁迅在弘文学院的同学、光复会员沈瓞民在《文汇报》和《上海文学》上发表《回忆鲁迅早年在弘文学院的片断》《鲁迅早年的活动点滴》两文，言甚切实：“当时鲁迅在弘文学习日语，是比较紧张的。一有余暇，就参加集会，听演讲，与浙江革命机关暗中接触。在1904[原注：甲辰]年，鲁迅正式参加浙江革命志士所组织的光复会，从事革命工作。”“1903[原注：癸卯]年10月，日俄战争即将爆发，认为战争势必延长，这是中国革命的好机会。于是在东京的‘浙学会’会员，聚集在王嘉祎的寓所举行会议……商讨另组织秘密的革命团体，趁日俄战争的良机，想首先占领湖南、安徽或浙江一省，作为武装根据地，再逐渐扩大。当时大家一致认为浙江革命志士在东京者尚不乏其人，如陶成章在东京，军国民教育会会员魏兰、龚宝铨也在东京[原注：不久将回国]，蒋智由在东京担任《浙江潮》总编辑[原注：这时蒋智由还站在革命方面]，周树人[原注：鲁迅]在弘文学院读书，于是便分头去邀请。鲁迅在弘文时，已是有着强烈的革命热情的革命青年，许寿裳和我邀请他参加，他便欣然允诺，毫不犹豫，意志非常坚决。11月初在王嘉祎寓所第二次集会，决定陶成章和魏兰分往浙江、安徽；龚宝铨往上海。张雄夫[原注：当时在上海]和我往湖南，与华兴会黄轸[原注：即黄兴]联系。当时会议是以‘浙学会’的名义召开的，还没有‘光复会’之名，实则‘光复会’即肇始于此。”沈瓞民又有文《记光复会二三事》，载于1981年8月的《辛亥革命回忆录》中：“光复会于1904年10月在上海成立后，陶成章认为首先必须与日本东京原发起人商议，遂于是年12月偕魏兰赴东京，与王嘉祎等筹商。光复会东京分部也正式成立，推王嘉祎负责，入会者有蒋尊簋、孙翼中、黄鸿祎、许寿裳、周树人等人。……为了避免清政权的残酷镇压，‘光复会’严守秘密，虽父子兄弟也闭口不谈，又系用一方块的方式联系。如浙江为一方块、江苏为一方块，不是一方块成员，互不知道。”他列出光复会成员名单，“周树人[豫才]会稽人”排在第9。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撰的《鲁迅年谱》采此说。似乎沈瓞民的说法和季茀若合符契，其实亦有许大差异。沈瓞民说，鲁迅1904年入光复会，是发起人之一。季茀说，鲁迅1908年入光复会。这中间其实有反清志士相互倾轧的一段秘辛。1905年8月20日，兴中会、华兴会与光复会合流而入同盟会，但光复会仍保留独立而松散的组织，同盟会与之并不总能和衷共济。1908年太炎向中山要《民报》经费，不给。日本政府查禁《民报》，处太炎罚款150元，中山不管，还是鲁迅商量季茀筹钱代付的，孙章破脸。1908年春夏焕卿回国拟建革命协会，明年初往南洋筹款，请中山介绍，不许。焕卿性本褊急，积久与中山不相能，至此遂正式决裂，重组光复会，1910年初返东京成立总部，公举太炎为会长，焕卿为副会长，宗旨专主暗杀。鲁迅1904年入光复会，与1908年入光复会，意思是不一样的）。
《两地书》中鲁迅对许景宋（广平）说：“革命的领袖者，是要有特别的本领的，我却做不到。”他又说：“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也就不能有大局面。”景宋说：“这就是说明他之所以终生是一个思想领导者而不是实际行动者了。”甲以为无论鲁迅是否光复会员，这意思是不错的。据鲁迅的学生增田涉回忆，鲁迅也有过一次机会被派去实施暗杀，但他要问一句自己死后老母怎么办，因而没有领受这一成仁的任务。这是管仲的干法，也是鲁迅的性格（1918年季茀丧妻，鲁迅函唁，大略说孩子们失掉慈母，固然不幸，却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的。如他笔下的“过客”所说，“诅咒爱我者的死亡”。是这样的思想。你能指望他领袖革命么）。
（甲注：当民国肇造，同盟会发起人之一冯自由任临时稽勋局局长，搜集革命党人牺牲事迹务求详尽，列表请加抚恤，此事竟寝。多少年后内战停息，国祚既移，在这中间断头流血、舍生取义的有名无名的人们，身后事又如何。进入了一钱障目任什么都敢于标价出卖的可诅咒的疯狂的年代，为了这个国家的前途甘于就死的有名无名的人们，身后事又如何。则鲁迅这一问，其实大有道理。而读史知史，正是后死者应尽的责任。）
在日本，鲁迅和岂明表现出旨趣的不同。鲁迅对日本文学当时殊不注意，差不多只重批评或译文，对盛行的自然主义也不甚感兴味，独热心于夏目漱石（日本“国民大作家”，以文风幽默和细致的心理描写见长，他的大脑在东京大学，头像在1000日元面值的纸币上）。他自己日后小说中轻妙的嘲讽笔致似颇有夏目氏的流风，而深刻沉重处乃自果戈理（НиколайГоголъ，笔下描摹乌克兰极美）和显克微支（Henryk Adam Aleksander Pius Sienkiewicz，波兰最好的小说家，1905年获诺贝尔奖，他的《火与剑》情怀极炽烈）来，“用幽默的笔法写阴惨的事迹”，鲁迅与他们相类的。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它可以证明，鲁迅之于文学，确是自始即抱定了文艺救国的宗旨，而终生未移的。他的眼光，集中在“叫喊和反抗”的作品上，即使那不是文化大国的，不是名家的，不是第一流的，不是代表性的。这个性十足的人，他也治文学史，眼界异常广阔，见解相当精准，但作起译介来（和后来为青年编集子）就永远先以思想启蒙的革命者面目示人，文学史退居次席，主流支流与他无关（林语堂1935年激烈地批评鲁迅译作的选材，谥之为投机赤色革命的“浮”。他没有注意到鲁迅一以贯之的强烈目的性，而纯以西方文学的引进者责之，未免隔靴搔痒了。相比之下，反倒是日本人竹内好更有心得呢：“不管是有名或无名，这不妨事，自己总是引进本质的东西，这种态度是由于鲁迅的个性强吧。”）。相比起来岂明受日本文学影响要深得多。他主张把艺术来表现个人的情思，因此他可以走纯文学的路子，鲁迅却不能。故曰单以文学修养论，岂明不在鲁迅之下，倘言及思想深度，则瞠乎其后了（岂明人如其文，比峻刻的鲁迅散淡得多。曾沉迷恋爱而消极不愿译作，被阿兄飨以老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