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各位书友阅读：三国：王业不偏安 第299章 陛下当真心狠( ..) 刘宏执政末期，尚能以五铢钱卖官鬻爵，一官百万千万，丰年时期的米价，一石不过二三十钱。

自董卓违反经济规律，大铸小钱劣币以来，五铢钱信用走向崩坏。

加上三十余年战乱，五铢钱为主导的货币经济几近崩塌，百万钱尚不能买一石米。

而这种情况，尤其在战乱连年的北方最为严重，货物交易退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状态。

布帛、丝绸、粮食，这些本身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便充当了一般等价物的职能，百姓交易，或以粟米换盐铁，或以布匹换陶器。

这种以物易物的形式弊端极大。

其一便是实物笨重，储运不便。

欲购一牛，或需驱车数乘，载粮数十石，光是运输成本便何其之巨？

如此一来，远距离的商品贸易囿于成本问题，几乎废止。

其中最大的受害者，自然便是最贫苦的底层百姓。

百姓能产出什么？

无非粮、布二物。

但他们需要铁，需要盐，需要向朝廷上交算赋口赋，也即人头税，还需向地主上交田租。

实物难以分割，百姓间的需求难以重合。

一个农夫想用自己织的一匹布，换一把新的铁锄，在健康的货币经济下，可以把布卖掉换成钱，再用钱去买锄头。

但在以物易物的大环境下，他必须找到一个恰好需要布、同时又有多余铁锄的工匠，而这种需求的重合极难实现。

于是，他便只能将自己的布匹卖给本地的豪强商贾，定价权完全把控在豪强商贾手中。

一石粟米，一匹绢布，豪强收购的定价就是粗盐三升，劣锄一把，两者间的价值完全不对等，你或许能不用铁锄，你还能不吃盐吗？

没有钱币流通，远距离的市场贸易几乎停止的情况下，普通百姓只能与本地特定的豪强劣绅进行交换，便只能任人宰割。

百姓生产劳作的成果，无法换来同等价值的回报，便会直接打击百姓农业、手工业生产的积极性，所谓谷贱伤农便是如此。

这严重阻碍了民生的恢复，百姓麻木，只求养活自己便罢，不会再去想更远的规划。

如是，一旦遇到荒年，家无余米余帛，便开始卖儿鬻女，进一步加快平民百姓的破产，使得世家豪强的土地、人口兼并更加明目张胆，到了完全不可遏制的地步。

所以说，恢复货币与市场贸易看似是经济问题，实则关乎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

曹丕在受禅称帝后，虽不知道什么王朝周期律，但也能观察到世家豪强在更快地兼并土地与人口，于是试图恢复五铢钱制度。

但新钱甫一上市，便因战乱频仍与民间长期依赖谷帛交易，对新钱信用存疑等原因未能流通。

不到一年，便草草收场。

曹丕复又下令百姓用谷帛交易。

由于钱币废弃已三十载，谷物布帛被用作货币进行交换时日已久，民间投机取巧、弄虚作假的风气，早已渐渐盛行。

百姓争相用水浸泡谷物以增加重量进行牟利，又织造极其稀疏的薄绢当作货币使用，即使魏廷设下酷刑约束，也不能禁止。

一直到曹叡继位，三国战事已渐平息，局势稍稳，商业略有复苏，曹叡再次尝试恢复五铢钱，一开始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曹魏虽然铸钱，铜料来源却极其有限，铸币规模远远跟不上市场贸易需求，市场钱荒严重。

钱荒严重，官铸钱数量不足，则民间盗铸、私铸必然蜂起，这些私钱质量低劣，掺假严重，扰乱市场，再度损害了五铢钱的整体信誉。

很快，曹魏又退回到以物易物的状态，币改相当于白改。

而大汉这边，五铢钱在蜀中一直未曾断绝流通不说，三国时代第一经济学家刘巴，还发明了直百钱这种虚值大钱。

这种虚值大钱，为彼时刚入主川蜀的季汉政权，解决了军费不足的燃眉之急。

虽说这种直百钱是恶币，但须知晓，在发明这种虚值大币前，围攻成都的三军文武将吏皆议，欲以成都城内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作为赏赐。

昭烈不愿沮将士之气，又不愿行暴而失蜀中民心，便打了个哈哈，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

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之后又提起，准备打土豪分田地，昭烈于是与赵云君臣二人唱了个双簧。

赵云进谏曰：『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用家为，今国贼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

『须天下都定，各反桑梓，归耕本土，乃其宜耳。』

『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