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的，面试那天大老板也是破天荒地出现在我们五个候选者面前，突如其来地问了一个似乎和待聘职务毫不相关的问题：“你认为整栋风腾集团大楼里一共有几个座位？”

记得当时自己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脱口报出一个数字，让他盯着我看了良久，久到我自己都要以为我其实是个伪装优良的外星生物，没想到他最后的结论竟然是：“蒋益笑是吧？很好，你被录取了。”

“我的看法……”大老板有些不耐烦了，笔盖点点桌面，似乎在催促我赶紧开口。

我用力闭闭眼睛，翻出记忆中的材料和项目背景，缓缓说道，“我不看好这个项目的前景。”

似乎有点惊讶的样子。

大老板终于放下钢笔靠到椅背上，摆出一个舒适的姿势，“说说你的理由。”

最难的一关总算过去了。

其实投资这种事向来都在两可之间，不论赞成与反对都能列出几公里长的理由，关键在于利弊权衡以及对宏观局面的观察。这还是当年理财课上教授讲的话，用在这种时候也一样恰如其分。我稍微握了握拳头，又松开手掌，双手交叠放到大腿上才慢慢说出自己心中的理由：“主要基于两点看法。第一，我确实不怎么看好在上海建科技园这件事。”我瞟了眼大老板，他的涵养很好，总是喜怒不形于色。因此我只好硬着头皮继续说下去，反正这种事又不是我的专业，错了也不丢人。“上海这座城市和中国其它绝大多数城市最大的区别就是上海人普遍对许多既定规则都持默认并遵循的态度，也因此各种金融制度才能在这里得到十分良好的发展。但从根本来说科技创新，尤其是信息技术方面的创新，其根本动力就在于打破既定规则，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微软、谷歌，还有Facebook和insgram，这些公司之所以能成功就在于能够打破常规与众不同，从而吸引用户们。这和上海人倾向于惯例是十分冲突的。哪怕引进外来资源，但在倾向保守的上海政府的影响下也很可能功亏一篑。”

大老板依旧没说话，似乎是若有所思又似乎面无表情。见我停顿了不说便抬眼看了我一下。我又看向他背后的书架才接着说下去，“至于第二个原因……不是我自我中心或任性，而是我在打理书店过程中学到的最深刻的一个道理就是——不要轻易和官方机构打交道。”这条似乎很少有人能认同。我有些惴惴地偷看了他一眼，大老板依旧半仰着头不作任何反应。好吧……我也不管了，继续解释，“我知道在中国现有情况下做生意很难完全绕过政府机构，但长远来看那样并不利于集团的发展。毕竟政府的诉求通常并不是企业的最佳盈利方式，而且一旦经营管理模式固定，企业就很难应付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哪怕企业和政府能够暂时合作愉快，政府也不可能通过随时更改行政命令或政策来帮助企业适应种种市场变化……而且市场配置的基本根据是资本，人际关系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据此来确定企业构成不符合公平的定义。更何况我不认为大老板你想把风腾集团经营成体制僵化、人浮于事的国企，所以企业和政府所能拥有的最好的关系，就是没有关系。”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自己在大老板看过来的眼中看到了一点点欣慰和意外——难道是我眼花了？因为他开口就是往常低沉平稳的嗓音，“蒋益笑，难怪当初你能拿四年一等奖学金。”

我嘴快地想回一句“多谢夸奖”，幸好话到嘴边好歹忍住了。

大老板重新坐直身体，重复了一遍我的话，“所以企业和政府所能拥有的最好的关系，就是没有关系。上次听到类似的话还是在读MBA的时候。”

我赶紧谦虚：“我也是在宏观经济学课上听到的。”

“所以结论就是，你根本就不看好这个项目的前景。”

我点点头，感觉气氛轻松了不少，“对。”

大老板合上那个文件夹丢到一旁，终于卸下那个让人无端紧张倍感压力的表情，甚至有了点戏谑的味道，“Linda说应该给你加薪15%，看来确实物有所值。”

“哈？”我表示如此神转折实在接受不能。

“而且恭喜你，言清的看法基本和你一致。”他接着说道。

“那为什么……”要浪费我和方特助一个下午的时间——联想到15%的加薪，我突然想到了某种可能。

看到我明白过来的表情，大老板的脸色更加缓和了一些。他轻轻点头，“你的反应和面试的时候一样快，而且思路清晰。当初我确实没看走眼。”

“面试的时候？”可我记得自始至终主持面试的都是Linda啊。

“我一直就在隔壁。”大老板难得解释了一句，继而心情很好地问我，“当初你怎么算出那个座位数的？”

“啊这个，”我一时没跟上大老板的思路，回想了一遍整个面试过程才想起来，“我假设大楼里的办公室正好每人一个座位，然后再加上集团食堂的座位数量……那个我无聊的时候大概算过，而且建筑学上来说那种地方的单位面积座位数量是有一定限制的，就得出答案了。”

大老板终于流露出一丁点惊讶的表情，虽然半秒钟之内就消失了，“你记得风腾集团的具体职员人数？”

“不都写在公司官网上吗？”我穷极无聊的时候还算过那么多员工，要多少趟电梯才能把所有人都送到各自的楼层。

大老板轻轻颔首，似有赞许，然后让我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