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各位书友阅读:抗战功德林头等战犯第一卷:前传 第3章 改变( ..) 穿T恤的那个自己说得对:他变得太像“他们”了。
作为和平年代的老百姓时,他读到这段历史,总是愤怒于当时统治者的无能、短视和腐败。他曾在评论区底下激昂地写道:“若有先知之明,必不会让国家陷入如此灾难!”
而现在,他就是那个“先知”,却依然没能阻止灾难的发生。
不,不完全准确。他做了一些事:推动军事教育现代化,培养了一大批有能力的军官。在有限的范围内加强国防建设;在战场上指挥了一些成功的战役。在国共之间尽量维持沟通渠道……这些都不是无足轻重的。
但梦中的质问依然有效:他真的用尽了一个穿越者所能做的一切了吗?
他想起了那些日本朋友——或者说是曾经的“朋友”。在东京留学时认识的那些年轻军官,后来不少成为了侵华战争的中坚力量。他本可以在早期就与他们断绝来往,本可以公开谴责他们的军国主义思想,本可以……
可他没有。因为那样会破坏他的“人脉”,影响他的“仕途”,甚至可能危及他的安全。
他想起了那些党内的高官们,那些贪污腐败、争权夺利却对抗日漠不关心的同僚。他本可以更坚决地与他们斗争,本可以冒着风险揭露他们的恶行,本可以……
可他没有。因为他知道那样做不仅效果有限,还可能让自己失去现有的地位和影响力——而没有这些,他连现在能做到的事情都做不了。
他想起了与少东家的无数次私下谈话。作为最受信任的幕僚,他本可以说更多逆耳忠言,本可以更坚决地反对一些错误决策,本可以……
可他没有。因为他珍惜这份信任,因为他知道少东家的性格,因为他害怕失去这层关系后就再也无法从内部影响这个政权。
“我选择了安全的道路。”李宇轩对着空无一人的房间说,声音在黎明前的寂静中显得格外清晰,“我选择了在体制内工作,选择了妥协和渐进,选择了不打破现有的平衡。我以为这是最有效的方式,我以为这样可以做成更多事。”
“但我错了。”他闭上眼睛,“我错过了真正改变历史的机会,因为那些机会都要求我冒更大的风险,付出更大的代价。”
窗外的天色渐渐亮了,远处传来早市的第一声响动。新的一天开始了,一个日本即将投降、战争即将结束的日子。
但李宇轩感到的只有沉重。这场战争死了太多人,而他知道,接下来的内战还会死更多人。更可怕的是,他知道内战的结局,知道国民党将败退台湾,知道中国将经历更多的动荡和苦难。
梦中的两个自己给了他最后的警告:不要重复过去的错误。不要因为融入而失去自我,不要因为现实而放弃理想,不要因为困难而停止抗争。
门被轻轻敲响,副官的声音传来:“景公,奇兵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日本投降后的接收问题。”
李宇轩深吸一口气,将那些泛黄的纸张小心地放回铁盒,锁好,重新放回抽屉深处。他走到镜子前,整理了一下军装,擦干脸上的泪痕。
镜中的他又变回了那个威严的陆军一级上将,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人人尊敬的“景公”。
“我明白了。”他对着镜中的自己轻声说,然后转身向门外走去……
1945年8月14日,山城黄山官邸。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长桌旁坐着国民党最高决策层。窗外是山城夏日午后特有的闷热,蝉鸣声透过厚重的窗帘缝隙钻进来,与室内的压抑气氛形成一种奇特的合奏。
奇兵坐在主位,军装一丝不苟,手里把玩着一支红蓝铅笔。他的目光扫过在座的每个人:陈不累、张裙、戴利、张治种,最后停留在坐在他右手边的李宇轩身上。
“都说说吧。”他开口,声音平静但带着惯有的威严,“日本投降已成定局,接下来该怎么走?”
戴利率先发言:“奇兵,当务之急是受降接收。我军应火速开赴沦陷区,尤其是华北、华东要地,绝不能让中共抢了先机。”
“雨浓说得对,”陈不累扶了扶眼镜,“但国际观瞻也很重要。美苏两国都盯着我们,若处置不当,恐失道义制高点。”
张治种清了清嗓子:“我看,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处置中共。八年抗战,他们坐大不少,现在拥兵百万,占据大片敌后根据地。若处理不好,后患无穷。”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所有人都知道这个问题迟早要面对,但谁也不敢第一个捅破那层纸。
奇兵的铅笔在桌上轻轻敲了敲,突然转向李宇轩:“景行,你怎么看?”
李宇轩刚从沉思中回过神。他手里夹着一支烟,烟灰已经积了很长一截。这六天来,那个噩梦一直萦绕不去,梦中两个自己的质问像钟声一样在他脑海里回荡——你真的尽力了吗?你真的对得起那些死去的人吗?
“少东家,”李宇轩用了私下的称呼,会议室里几位高官早已习惯两人这种特殊关系,“日本投降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战,二是和。”
他顿了顿,弹掉烟灰:“战,我们有美式装备,有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地位,有国际承认。但共和扎根农村八年,民心不可小觑。真要打起来,恐怕不是三五年能解决的。”
“和呢?”奇兵追问,眼神锐利。
“和,就要谈条件。”李宇轩深吸一口烟,“要谈,就得有个由头。我建议——以国家大义为名,邀请毛先生来山城共商国是。”
话音刚落,戴利立即反对:“这太冒险了!毛先生怎么可能来?万一来了,我们怎么处置?扣下?那国际舆论会怎么说?放回去?那不等于放虎归山?”
张治种却若有所思:“我看李总长说得有道理。请,是一定要请的。他来不来是他的事,我们请不请是我们的事。若他不来,破坏和平的帽子就扣实了;若他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