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轩点点头，沉默良久。夕阳完全落下去了，房间里暗下来，他没有开灯，就坐在渐浓的暮色中。

杜与明站在那儿，不敢打扰。他知道主任在想事情——每次做出重要决定前，他都会这样沉默。

终于，李宇轩开口，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清晰：“通知厨房，今天晚饭，加菜。每人……加个肉菜吧。再跟管教科说说，晚上放场电影，让大家乐呵乐呵。”

杜与明一愣，随即明白了。这是主任的态度的——不加菜，不放电影，就是默许。加了菜，放了电影，就是赞许。

“是，主任！”杜与明立正，声音有些激动，“我这就去办！”

“等等。”李宇轩叫住他，走到书桌前，拉开抽屉，取出一个小瓷瓶，“这个，给刘镇香。云南白药，治外伤的。”

杜与明双手接过瓷瓶。他深深鞠躬，转身离开。

门关上后，李宇轩重新坐回椅子。他没有开灯，就着窗外最后的天光，望向北方——那是朝鲜的方向，也是……日本的方向。

他想起了1945年9月2日，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的那一幕。他作为华夏代表团成员站在甲板上，看着日方代表重光葵拖着一条假腿，艰难地爬上舷梯。

那时他的眼神是什么样？后来看照片，记者写道：“李宇轩将军的目光，冷得像西伯利亚的寒冰。”

冷吗？也许吧。但只有他自己知道，那冰冷下面，是沸腾了十四年的仇恨。从1931年九一八，到1945年八一五，五千多个日日夜夜，三千万同胞的鲜血……怎么可能不恨？

他记得签字仪式结束后，一个日本记者挤过来问：“将军，您认为中日之间，将来有可能和解吗？”

他盯着那个记者，一字一句地说：“等你们的靖国神社里不再供奉战犯，等你们的教科书里不再美化侵略，或者等我们马踏红旗赏樱花，我们再谈和解。”

说完，转身就走，留下那个记者呆立当场。

“不留俘虏……”李宇轩喃喃自语，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书页。

这是他抗战时期最出名的命令。在第三战区，凡是被俘的日军，只要查实参与过屠杀平民、虐待战俘等罪行，一律就地枪决。为此，他没少受国际舆论的指责，连少东家都委婉地劝他“注意国际影响”。

但他从未改过。有一次，一个美国记者问他为什么这么恨日本人，他反问：“如果你的家人被杀了，你的家园被烧了，你的同胞被当做实验品活体解剖——你能不恨吗？”

记者无言以对。

窗外完全黑了。李宇轩终于起身，点亮油灯。昏黄的光线下，他翻开那本黑色日记，却久久没有落笔。

最终，他只在上面写了一行字：

“1951年2月26日，晴。煤山事起，诸生血性未泯。加菜一场，以慰壮怀。倭寇之恨，百年难消。惟愿后世子孙，勿忘此耻，亦勿沉溺于恨。国强，则耻自雪。”

写罢，他和衣躺下。黑暗中，眼睛睁得很大。

远处食堂方向传来隐约的喧闹声——加菜的消息传开了，大家都在兴奋地议论。再晚些，操场上会拉起幕布，放一场电影。也许是《铁道游击队》，也许是《地道战》，总之是打日本鬼子的片子。

李宇轩听着这些声音，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在黄埔军校，他给第一期学生上第一堂课。那天他说的第一句话是：

“军人要有血性，但更要有理性。血性能让你们在战场上不怕死，理性能让你们知道为什么而死，为谁而死。”

如今，那些学生有的已成黄土，有的在台湾，有的在这里。血性还在，理性呢？

他闭上眼睛。黑暗中，无数画面闪过：金陵城破时的火光，山城大轰炸后的废墟，滇缅公路上饿殍般的难民……还有那些死在他枪决令下的日本战犯，死前或狰狞或麻木的脸。

“仇恨啊……”他轻声叹息，翻了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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