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 中国东部大陆自全新世以来海岸线处于不断运动和发展中。各具体岸段的历史变迁各具特殊性。几千年来，山地丘陵海岸的变迁幅度不大，而平原海岸则由于河流来沙丰富，变化极为显著。

辽东湾海岸辽东湾北部下辽河（东西辽河会合以下的辽河河段）平原在第四纪冰后期海侵后，滨海部分受到淹没，未被淹没的近海部分，因排水不良，形成大片沼泽。就西汉时代辽东郡所属各县的方位而言，今辽宁黑山以南、台安以西、北镇以东的近海地区空无城邑，其时应为大片沼泽化滩地。这一情况，从晋末，唐初辽西、辽东间往返的记载中有所反映。唐人描述辽河下游有“辽泽泥潦，车马不通”，“辽东以西水潦坏道数百里”，12世纪许亢宗使金，途经下辽河地区，“地势卑下，尽皆萑苻，沮洳积水。是日凡三十八次渡水，多被溺，名曰辽河。濒河南北千余里，东西二百里，北辽河居其中其地如此”。但当时海岸线的确切位置，今已无考。通过微地貌分析和钻孔资料，有人认为，自盖县、大石桥（今营口县）向西北，经牛庄达沙岭一线为公元前开始形成的古海岸线。这条古岸线在很长时间内无明显延伸。大约至10世纪契丹兴起，在西辽河上游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利用俘掠来的汉人进行开垦，草原变成农田，使辽河含沙量渐增，海岸伸展逐渐显著。明代辽河河口在梁房口关，即今营口附近的大白庙子。岸线由此向西，经沙岭以南约25公里，至吴家坟附近。营口在明末清初原为辽河口外一沙岛。以后泥沙淤积，至19世纪20～30年代与大陆相连，辽河口才延伸至营口之外。

辽东湾西部为大凌河三角洲。大凌河输沙量不及辽河，三角洲伸展缓慢，与辽河三角洲之间形成了北面至闾下辽河平原海岸历史变迁图阳今北镇县西南的浅海湾，现名盘锦湾。海湾以北的沼泽，后来一直存在。隋时大凌河口为望海顿，即今锦县右屯卫，岸线大约在此附近。明代后期三角洲岸线已推进至今锦州东南的蚂蚁屯、四合浦、文字官一线。19世纪末，据地图岸线在头沟、四沟、大沙沟、元宝底、南项、狼坨一线。

大凌河三角洲和辽河三角洲间之盘锦湾，随两侧三角洲的发展而逐渐缩小。明代岸线已推展到杜家台附近，东与双台子（今盘山县）、吴家坟岸线相接。杜家台以东、盘山县以南，辽河三角洲西侧仍有小海湾，一直保持至20世纪上半叶。清光绪年间，为排泄辽河洪水，开挖了双台子河，促进了盘锦湾的淤积。1958年后，拦断辽河，分泄营口流路与浑河、太子河等分流，全辽之水均由双台子河入海。原已淤为沼泽的盘锦湾逐渐疏干，成为农田和苇场。

渤海湾海岸历史时期渤海湾海岸的变迁与黄河密切相关。距今8000～5000年前的冰后期，冰川消融，全球范围内海面上升，渤海湾海岸线约与今4米等高线（大沽零点）相当。此后气候转冷，海水消退，海岸线逐渐向东推进。据考古调查，天津附近渤海湾西岸有3条高出地面呈带状的古贝壳堤（见天津贝壳堤），自东向西：1蛏头沽—驴朐河—马棚口贝壳堤；2白沙岭—军粮城—泥沽—上古林—歧口贝壳堤；3小王庄—巨葛庄—沙井子贝壳堤。据c14测定第3条贝壳堤距今3800～3000年，约相当殷商时期。第2条贝壳堤的形成年代，据考古资料，其北段发现战国时期遗址，南段发现唐宋时期文物。据c14测定，南段歧口附近，下层距今2020±100年，上层距今1080±90年，北段在白沙岭附近距今1460±95年。说明这条贝壳堤经历了约千年时间塑造而成。而第1条则形成于宋以后。

渤海湾海岸线的伸展与黄河入海地点的变迁至为相关。自新石器时代以来，黄河长期从渤海湾入海。但一方面是西汉以前中上游植被覆盖良好，下游多支津、湖泊，输送到海口的泥沙不多，另一方面是下游又分成多股，在天津、河北黄骅和山东无棣之间游荡。其主流则于黄骅一带入海，故在天津出海的泥沙不多，在波浪作用下，宜于贝壳堤的形成。东汉以后，黄河改由今山东利津、滨州市一带入海。天津附近泥沙显著减少，海岸线由淤泥质海岸转变为沙质海岸，从而形成了第二条贝壳堤。以后黄河在山东入海口的泥沙向北扩散，在堤外堆积了海滨平原。1048年以后，黄河约有80年的时间在天津入海。当时黄河含沙量很高，大量泥沙排入海口，不利于贝壳的生长。1128年黄河改由泗、淮入海，从此脱离了河北平原。渤海湾的来沙减少，故又形成了第三条贝壳堤，标志着19世纪中叶前的海岸线。渤海湾南部海岸，自公元70年黄河改在今滨州市、利津间入海后，三角洲推展迅速。9世纪河口在今滨州市东70公里。金时置利津县，其东北35公里有丰国镇盐场。12世纪黄河夺淮后，原先三角洲海岸受波浪的侵蚀，有所后退。1855年黄河又改由山东利津入海，新三角洲迅速向外扩展，河口沙洲每年以2～3公里的速度向海中伸展。近百年来黄河在这一地区造陆面积约2300平方公里。海口的泥沙又由海流向北搬运，在渤海湾西岸第三条贝壳堤外堆积了广阔的淤泥滩。

滦河三角洲平原海岸，在公元前2～公元3世纪时尚在今昌黎县北碣石山南附近。秦皇、汉武均曾登此山观海。东汉以后，滦河入海口尾闾在三角洲上时而西南，时而东南，往返游荡，三角洲不断向南伸展。《水经注》时代，海岸已在今乐亭以南。明代海岸西南方约在今柏各庄附近，东南方在碣石山南16公里。19世纪以前，滦河三角洲发展缓慢。乃因清初滦河上游山林为封禁之地。清末开禁，森林采伐严重，水土流失加剧，海岸线延伸较快。1938年以来三角洲每年以200米左右的速度向前推进。

苏北海岸今天在平坦的苏北平原上有一条北起阜宁，南至吕四镇全长300公里的范公堤。这是一条重要的地貌界线，标志了全新世内相当长时期的古海岸线所在。自冰后期海侵，海水深入苏北平原，在波浪作用下，泥沙横向运动堆积成岸外沙堤，沿范公堤两侧由几条沙堤或贝壳堤组成带状岗地，即为其时的海中沙洲。今里下河洼地和运西诸湖均曾为潟湖的范围。沉积剖面表明，兴化一带在沼泽湖沉积（厚约2米）以下，便是滨海相粉砂层。

在废黄河北岸平原地带也有沙堤分布，但不及范公堤整齐，堤西在历史时期曾存在硕项湖、桑墟湖等大湖，亦为潟湖的遗存。是18世纪以后方被淤成平陆的。而云台山在18世纪以前，则为古称郁洲的海中大岛。

西汉时代的盐渎县在今盐城县城东北角，为产盐地。南宋时大海在盐城县东半公里（《舆地纪胜》）。北宋以前黄河长期在渤海湾入海，淮河的来沙不多，其一大支流泗水（又名清河）亦为水流较清的河道。故其时淮河口深阔，潮波可至盱眙以上。8世纪时（唐大历年间）在淮安、扬州间修筑了一条捍海堰，又名常丰堰。不久废圮。11世纪在范仲淹主持下，重修捍海堰，即今范公堤。可见自西汉至北宋，苏北海岸线长期稳定在范公堤以东不远处。

1128年黄河南侵，以后的七百余年，黄河均夺淮入海。大量泥沙涌入淮河。但在最初几个世纪中，黄河分由颍、涡、睢、泗入淮，泥沙在沿程堆积，河口延伸并不迅历史时期江苏海岸的变迁速。16世纪中叶以后，全河夺泗、淮入海，尤其是1578年潘季驯治河，大筑堤防，堵塞决口，出现了由汴入泗、由泗入淮的固定河道，即今地图上之淤黄河。他采取“束水攻沙”的治河方针，大量泥沙堆积在河口，海岸不断向外延伸。16世纪初黄河在云梯关（今江苏滨海县西南）外入海。1700年（清康熙三十九年）河口在十套以东约15公里的八滩以外。1711年（康熙五十年）云台山与海州之间渡口淤平，云台山与大陆相连。雍正时河口又移至八滩以外的王家港。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河口两岸又涨出新滩数十公里。河口在四洪子。1810年（嘉庆十五年）河口又抵六洪子。19世纪中叶河口已至今大淤尖。废黄河南岸苏北海岸可以盐城县为例，唐宋时大海在城东不到1公里，15世纪在城东15公里，17世纪初在城东25公里，19世纪中叶在城东50公里。1855年黄河改道由山东入海，此后苏北海岸线有不同程度的后退，最初废黄河口大约以每年1公里的速度向后内缩。进入20世纪后降至每年内缩400米以下，自修护岸工程后，内缩渐停。仅连云港市以北海州湾仍在淤涨。

长江口海岸长江三角洲是长江和东海长期相互作用下的产物。冰期后海侵，三角洲又渐被海水覆盖，海岸线大致相当今海拔4～5米位置。距今约6000～5000年，三角洲大部分地区成为浅海、潟湖、沼泽和滨海低地。长江口在镇、扬以下呈喇叭状，口外一片汪洋，以后在波浪作用下，逐渐堆积了江北的古沙嘴和江南的古沙堤，形成三角湾。

公元前1世纪长江三角湾北侧沙嘴的南缘，约在扬州、泰兴以南江岸，折东北至如皋、李堡一线。沙嘴前端在如皋以东。其东有一古沙洲（扶海洲）将长江主泓分为南北二道。由于主泓流向逐渐偏南，接近北岸的沙洲与沙嘴之间的夹江淤积，沙洲并岸，形成了沙嘴的延伸。如扶海洲并岸后，形成了凹入滨海三角洲平原的马蹄形海湾（即新川港前身）。六朝时期北侧岸线大致在今泰兴、如皋以南至白蒲以东一线上，沙嘴前端推至如东（掘港），称廖（料）角嘴。南通尚在大海之中。岸外在今南通与海门间涨出东西长40公里，南北宽17.5公里的胡逗洲，唐末胡逗洲并岸，又形成今川腰港马蹄形海湾。廖角嘴推展至今佘西附近。唐时岸外又涨出东洲和布洲，后合为东布洲。北宋前期相继并岸，廖角嘴延伸至吕四。南宋时岸线大致在泰兴、狼山、刀刃山、江家镇一线。今海门县东南部和启东县尚未成陆。14、15世纪开始，长江主流移向北泓，海门县（今启东县北）境土地大片坍没。元至正中～清康熙十一年（1672）海门县治三次向内陆迁徙。最后除吕四一角外全部坍入江中，终于废县为乡，并入通州。清雍正以后又开始沉积，形成海门群沙。乾隆年间海门群沙靠岸，形成今海门县。道光年间，海门以东又出现启东群沙。光绪年间启东群沙并岸，廖角嘴移至今寅阳附近。今日北部三角洲面貌基本形成。因而长江口北岸沙嘴的伸展，基本上是自西北向东南逐个合并沙洲而形成的。

唐时长江口门外，涨出东西二沙，即崇明岛雏形。12世纪时演变为三沙，亦称崇明沙。五代为崇明镇。1277年建立崇明州。明代为崇明县，因沙滩涨坍，曾五迁其治。清乾隆时崇明沙洲与周围南沙、平洋沙合并为一沙洲，今崇明岛基本轮廓形成。

长江口南岸，在长期波浪作用下，自常熟福山起，经太仓、嘉定方泰、上海马桥、奉贤新寺，直至金山漕泾一线及其以东，形成数条西北—东南走向的沙堤，俗称冈身。冈身在吴淞江以北有五条，最东一条相当于娄塘、嘉定、马陆、南翔一线。吴淞江以南有三条，最东一条相当于诸翟、新市、柘林一线。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冈身地带马桥镇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说明距今5000年前冈身已经形成。但最东一条冈身以东的陆地，至今尚未发现魏晋以前的文化遗址，表明其成陆不会太早，大约在公元1世纪或3世纪以后。总之，这条冈身地带，堆积时间竟长达3000年左右。4世纪以后，海岸向前推移。8世纪初，冈身以东约20公里地带已经成陆。10世纪初时海岸线已达月浦、江湾、北蔡、周浦、下砂、奉城一线下砂捍海塘。200年间推进了约10公里。11世纪50年代的海岸线，北起老宝山，中经横沔，在奉城和大团之间，折而西南。150年间又向东推进7～8公里。12世纪70年代海岸已抵里护塘，即川沙、南汇、大团一线，海岸又向东推进6～7公里。

明清以来长江口南岸岸线伸展缓慢。万历年间修了外捍海塘，清雍正十一年（1733）南汇知县钦连重修，故称钦公塘，大致即今岸线。个别岸段还在今岸线之外2～4公里。明中期至雍正年间发生崩坍，乾隆以后逐渐稳定，唯南汇嘴继续向海伸展。

杭州湾海岸公元4世纪以前，杭州湾北侧海岸线，大致由大尖山向东，经澉浦至王盘山，折东北与柘林、奉贤一带冈身相连。现今从金山卫至王盘山之间为大海，在当时却为滨海平原。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金山卫滩地和戚家墩海滩及大金山山腰上，陆续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和春秋至秦汉时代的村落。乍浦南1.5公里许海中在17～18世纪特大低潮时曾裸露出古代遗址，史称故邑城。据记载应为东汉海盐县故址。据上所述，说明这条岸线稳定了很长时间，直至4世纪的东晋时，王盘山仍为滨海要塞。随长江口南岸沙嘴的延伸，杭州湾南岸加积，改变了海水的动力条件，引起杭州湾北岸的内坍。王盘山首当其冲，最先坍入海中。唐前期的岸线西起澉浦，东北经望海镇（海盐东7.5公里）、宁海镇（县东）至金山东南约5公里处，折东北与自奉贤、柘林南来的岸线相接。唐后期金山附近岸线严重内坍，唐末五代时海潮直逼金山脚下。海盐一带岸线在县东2.5公里望月亭，乍浦岸线在故邑城以南，这条岸线保持到南宋初年。以后海岸又迅速内缩。12世纪50年代金山始沦入海中，元时海盐城外宁海镇也被海水吞没。海岸距海盐城约1公里，明时仅及半华里。15世纪60年代岸线逼近金山卫南面，几无滩地。15世纪70年代以来屡修海塘，坍岸有所控制，塘外滩地稍有扩展。大致与今日相同。

杭州湾南侧的姚江平原成陆较晚。20世纪70年代在河姆渡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约7000～6000年，就同时发现的古生物而论，当时这一地区仍处于湖泽分布的水乡泽国环境。说明成陆不久，地势低洼，距海甚近。故春秋战国时代遗址多分布在平原和山麓交接地带。平原的北部成陆更晚。今临山—浒山（慈溪县）—上林湖一线北侧的古海塘（大古塘），始建于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其北的慈溪平原都是以后形成的。12世纪以后海岸向外推进很多，涨到大古塘（又称后海塘）以北。13世纪发生内坍，至14世纪坍至蟹浦、观城、浒山（慈溪）、临山、麦盖山北麓，直至松夏镇（崧城）一线，即大古塘所在。向北呈弓形突出。以后不断向外扩展，修筑了一系列土塘（从后塘至七塘）。从中也可看出海岸线发展的大致趋势。从后海塘至今海岸约15公里，为近600多年所涨出的土地。第四塘筑于明成化年间，即15世纪中后期，从四塘至海边为8公里。可见16～18世纪外涨较缓慢。19世纪又开始内坍。20世绍开始基本稳定。近几十年逐渐外涨约6公里。50年代以来修筑了八塘、九塘。

（邹逸麟谭其骧）

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和植被的变迁气候变迁根据近十几年来地理和考古研究的新成果，得知全新世中期曾出现过世界性气候回暖时期，在中国大致相当仰韶文化时期，故亦称为“仰韶温暖期”，距今8000～3000年。从3000年前开始出现了气温下降的趋势，一直持续到现代，而其间又穿插有若干次以世纪为期的气温回升和复降。

15000年以前的温暖湿润气候。黄河中下游地区（包括黄淮海平原）在5000年前处于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西安半坡遗址中发现了距今约6000年的獐、竹鼠和貉等动物遗骸，这些动物现今则主要生活在气候温暖湿润又多沼泽的长江流域。在京津地区当时则生存有一些现今见于亚热带地区的动植物，且以栎、榆等为主的阔叶林占优势。据天津、辽宁地区孢粉研究证明，在7000年前这一地区生长有今天见于淮河流域的水蕨。在京津地区以南的河南、山东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大量喜暖动物和竹类，推测当时黄河流域年均温较现今约高出2c。距今8000～2500年，辽宁南部地区以栎和榿木为主的阔叶林占优势，气候温暖湿润，近似今天的山东半岛，这一温和气候带向北可延伸到黑龙江省的呼玛县一带，该地区地层的花粉组合中也有一落叶阔叶树榿树的优势带。

长江流域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孢粉分析结果证明，5000年前的气候普遍较今温暖湿润；如上海附近地区年均温约比现代高2～3c，相当今浙江中南部气候。太湖地区自全新世中期以来，也处于气候热暖潮湿的环境之中。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见余姚市）的动物遗骸中发现了象、犀等现今生活在热带地区的动物。当时的气候大致近于现令华南地区的广东、广西南部和云南。新石器时代杭州湾年均温高于现今4c以上。其他如长江中游洞庭湖周围、江西南昌地区及下游安徽安庆地区均有孢粉分析的结果，证明距今5000年前气候较今温暖。此外，中国西部内陆在仰韶时期气候也较温暖。天山北麓在全新世中期云杉的生长树线较今为高，云贵高原元谋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有今活动在西双版纳的喜暖动物。西藏高原上地面堆积物孢粉分析结果也表明当时气候较今暖和。

总之，距今10000～5000年左右，从北起黑龙江南至长江流域以南的广大东部地区，处于温暖气候期。从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水牛、象和貘等喜暖动物可证明，这种温暖气候期大致下延至公元前16～前11世纪的殷商时代。

25000年以来的气候变迁。自后三四千年来，中国气候发生数次寒暖交替变迁的时期：第一，从公元前10世纪起的西周早期，约有一二百年气温有所下降，在相当于西周早期的遗址中，未见喜暖动物，同时在文献上也有江汉冻结的记载。约至公元前8～前3世纪的春秋战国时代，气候又趋缓和。《春秋》一书中记载到公元前698、前590、前545等年冬天鲁国都未有冰冻出现。据《荀子》、《孟子》等书记载，山东农业种植一年可两熟。这种温暖气候大致持续到公元前2～前1世纪，那时河南淇水流域和陕西的渭河流域都有大片竹林存在。第二，从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起，寒冷空气开始侵袭黄河流域，据《汜胜之书》和成书于公元6世纪的《齐民要术》两部农书中记载的农时，反映了当时黄河流域的气温较今为低。《晋书·白容皝载记》记载到公元333～336年，从辽东湾西北岸至辽东湾东南岸沿海连续3年全部冰冻，估计年均温较今低2～4c。到公元8～9世纪时黄河流域一度转暖。如在西安盛开只能抗御-14c最低温度的梅花。冬季最高温估计较令高出2c。第三，10～12世纪中国气候加剧转寒。公元1111年（北宋政和元年）曾出现太湖全部结冰的罕见现象。在同一世纪里，还发生过苏州运河冰封和福州荔枝冻死的情况。至13世纪中又有一段时期回缓。如元初在河南怀、孟地区又恢复了北宋初年撤废的管理竹园的司竹监。但这一回缓时期为时很短，14世纪开始中国气候又转入严寒。1329年太湖结冰，厚达数尺，14～19世纪末，是一次世界性寒冷时期，即所谓小冰期。就中国而言，特别是15世纪以来，气候加剧转寒，至17世纪下半叶达到顶峰。据谈迁《北游录》中物侯记载，推断当时北京冬季较今约低2c。这种气候转寒的现象，在东北地区的黑龙江省和西南地区的云南省均有所反映。19世纪末气温又开始稍有转暖。

中国地理学家、气象学家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指出，距今5000～3000年，黄河流域的年均温较今约高2c，冬季温度则高3～5c，相当今长江流域。距今3000年至今，温度波动明显。周期约400～800年，年均温振幅约1～2c，与历史事实基本相符。根据动植物地域分布的演变来看，5000年来温暖时期越来越短，温暖程度越来越弱，而寒冷时期则越来越长，强度也逐步增大。而这种变幅高纬度地带又大于低纬度地带。

5000年来旱涝状况与气候暖冷交替基本一致。有人将中国东南部地区近2000年来旱涝记载进行分析，以公元1000年为分界线，前期干旱时间短，湿润时间长，而后期则相反。而近500年来旱灾又多于水灾，以南涝北旱为常见。其中16、17世纪旱灾多于涝灾，18、19世纪涝灾乡于旱灾，20世纪以来旱灾又明显多于涝灾，说明15世纪下半叶～17世纪末为干旱阶段，17世纪末～19世纪末是湿润阶段，而20世纪末又进入干旱时期，且干旱发生频次北方高于南方。

植被变迁在五六千年前中国大部分地区覆盖有天然植被。直至晚近时期还有丰富森林植被的大、小兴安岭、长白山区在当时分布着以寒温带、温带森林为主的茂密植被（见大兴安岭、小兴安岭、长白山脉）；两广丘陵山地和云贵高原南部地区，无论从孢粉分析或文献资料都证明，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这一地区山林翳密，草木畅茂，分布有茂密的原始森林和沼泽植被；在秦岭山脉、大巴山、大别山、江南地区和闽浙山地及长江中下游平原，并包括四川盆地、云贵高原北部、中部、南岭山地、两广山地丘陵北部（见云南高原、贵州高原、江南丘陵、东南沿海丘陵）及青藏高原东南部等地，也是中国早期森林面积最大的区域。据出土遗物、孢粉分析，长江中下游平原距今8000～5000年前有亚热带森林及沼泽植被分布。秦岭山区在3000年前仍存在大片原始森林。此外，在浙江余杭良渚、吴兴钱山漾、余姚河姆渡、湖北京山屈家岭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遗物亦反映了这一地区的森林、竹林和沼泽植被广布。文献记载当时会稽山地和四明山地有一片被称为“南林”的茂密森林。

进入全新世以来至二三千年前华北亦普遍分布有茂密的天然森林植被。辽南地区、燕山山地南部情况亦相类似。对北京平原的泥炭沼泽的孢粉分析表明，在全新世期间该地兼有森林、草原及沼泽等天然植被。在广大华北平原上亦普遍分布有森林、沼泽植被。河南安阳殷墟出土大量貘（四不象鹿）、野生水牛、象等喜暖动物证明该地有森林、草原和湖泊沼泽，正所谓“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与《禹贡》中所描述华北平原中部兖州“厥草惟繇，厥木惟条”的植被情况基本相似。又如黄河中游黄土高原东南部，近几百年来森林破坏严重，而在2000年前却覆盖有茂密的森林和竹林。据《诗经》、《山海经·五藏山经》等先秦地理名著中记载，现今陕北、陇东山地及汾河下游霍山、中条山森林遍布，太行山区淇水流域的竹林则在西周时代已很著名。

除上述森林沼泽植被地带外，在中国大兴安岭南段、呼伦贝尔草原、东北平原和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西北部及青藏高原中部和南部，古代则是广大的草原地带。这一地区历来为中国游牧、渔猎民族的活动场所，这些民族过着“逐水草迁徙”、“畜牧迁徙，射猎为业”的经济生活。直至汉代，阴山山脉一带还是“草木茂盛，多禽兽”。北齐《敕勒歌》：“天苍苍，地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正是这一地区自然景观的生动描述。

此外，在内蒙古西部、宁夏、甘肃河西走廊、青海柴达木盆地和新疆等地，存在一长条气候干燥、植被稀少的荒漠地带。其中个别地区也分布有不少森林草甸。如河西走廊水草丰满，宜于畜牧。祁连山地、天山山地、阿尔泰山地都有成片天然森林（见祁连山脉、天山山脉、阿尔泰山脉）。但就总体而言，人烟稀少，地势高寒，交通困难。

全新世以来，随人类活动影响，各地天然植被分布地区逐渐减缩，栽培植被代替了天然植被。但其原因、程度和过程，在各地区之间差异很大。

一般说来，当人类社会生产活动中出现了原始农业，即开始改变天然植被，但在铁器工具普遍使用之前，人类活动对天然植被的破坏仍然是有限的。如直至春秋时代，在古今植被状况变化最大的华北平原，人口仍然十分稀少。河北平原中部仍有一片宽阔的、空无聚落的地区。各城邦之间还存在瓯脱地带（即缓冲地带）。人为垦殖范围不大，对植被变迁的影响亦有限。其时黄河中游地区仍保持有良好的森林和草原，宁绍地区和四明、会稽山地在春秋时代大部分仍为古木参天的原始森林。

战国开始铁器工具普遍使用，加上各国变法，发展农业，奖励垦荒、辟草莱。天然植被的破坏迅速加剧。在河南中部地区已“无长木”，山东丘陵西麓的泗水流域已“无林泽之饶”。今冀、鲁、豫3省交界的东郡在公元前2世纪已缺乏薪柴（《史记·河渠书》）。在以后的2000多年间，这一地区战争频繁发生，和平时期的大规模垦殖和战争时期的大规模焚毁相交替，使破坏的植被未能恢复。晋末十六国时代，长期战乱，大片农田荒芜，变为次生草地和灌木丛。同时水利系统破坏，盐碱遍地，灾害连年，农业也未获发展。隋唐统一时期，在华北平原大事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大片栽培植被替代了次生的草地和灌木丛。宋金以后黄河经常泛滥于河南、淮北之间，沙地和盐碱地比比皆是，已无良好的植被覆盖，天然植被破坏殆尽，更无森林可言。因而这一地区成为历史时期天然植被受到人类活动破坏最严重、影响最大的地区。

其次是黄河中游地区，除陕西渭河平原、晋南和豫西外，大部分在战国以前仍为畜牧区，森林和草原广布。秦汉时代大量汉民移入本区，设置郡县，发展垦殖，农牧界线一度北移至阴山以北和乌兰布和沙漠一带。河套地区因农业发达而被誉为“新秦中”，于是大片天然植被为栽培植被所替代。东汉以后虽因游牧民族的内徙，农牧界线大体上恢复到战国后期的情况，次生的草原和灌木丛又大片取代了栽培植被。但因气候转寒、干，已不可能恢复到秦汉以前的状况。北魏时代在河套地区也进行过垦殖，至隋唐盛世农牧界线再度北移阴山一线。唐元和年间（9世纪初）在河套屯田，垦田约1320公顷，以后又在陕北、银川平原开设屯田，黄河中游地区的植被又遭到大规模破坏。宋金以后本区的农牧界线长期维持在今陕西和内蒙古之间。由于宋、金、西夏间的长期战争，为修筑堡寨，屯垦戍边，廓清视野又大肆砍伐残存的森林。陕北一带“山林无巨木”，今环县境内在当时已“不产材木”（《续资治通鉴》卷51）。明代于长城以外地区，每年进行烧荒，植被几乎破坏殆尽，以至沙地不断扩大。

太行山中段地区古今植被变迁也很大。从商代开始许多政权的都城设置在太行山东麓，宫室的营建均取材于此。日久天然森林遭到大量砍伐。历代河北平原上每逢战乱、灾荒，饥民多入山为生，滥垦滥伐。北宋时，太行山区半为童山。至明代玉米、甘薯等作物传入，山区林木砍伐更甚。豫鄂川陕交界地区在古代是一片亚热带森林。元以前仍然人迹稀少。明初开始大量流民迁入，至明中叶进入郧阳山区的流民竟达200万口之多；清中叶又发生一次大批流民迁入的浪潮。流民进入山区后，伐木造纸、烧炭，种植玉米、甘薯，甚至开辟梯田，多年老林均遭砍伐，水土流失严重，是中国天然植被破坏较晚而程度极为严重的典型地区。此外有些地区天然植被破坏较晚，如东北长白山区在历史上长期是渔猎经济为主的部族居地。唐代渤海国虽有农业，但规模不大，辽、金、元时虽也在此兴办农业，然影响甚微。大规模的垦殖大体始于清代大量汉民迁入以后，但因为时不长，古今变化相对而言远不如前述地区显著。

综上所述，中国历史时期的天然植被历经很大变化，其原因有自然本身的因素，更主要的是人类活动的影响。各地区植被变化的程度随人类活动频繁的状况不同而异，如华北平原因开发较早、人类活动频繁，天然植被已破坏殆尽，全由栽培植被替代，实质上意味着大片森林的砍伐。又如黄河中游、太行山区除了人为破坏外，又加上气候干燥等不利的自然因素，更使不少地区变成了荒山、荒坡和沙丘。西南、东北等地区由于开发较晚，人类活动相对而言较少，故至今尚保存较多的天然森林。总之，中国在4000多年中，植被覆盖面大为缩小，严重影响了生态平衡。

（邹逸麟谭其骧）

中国历史时期人口的分布和迁徙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迁，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结果。在古代，自然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口的数量、分布和迁徙，反之，人口条件又积极地影响着自然环境的变化。因此，历史时期中国人口数量的变化、地域分布和迁徙，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课题之一。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人口调查的国家之一。《国语·周语》记载，周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料民于太原”。可知西周末年就举办过人口调查工作。秦末刘邦进入关中，萧何首先收集秦朝的户籍地图，“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说明秦帝国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户口统计簿籍了。可惜秦代以前的人口资料没有保存下来。现存最早的人口统计数字，是《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版籍，以后历代正史地理志、全国总志、地方志大多继承了这个传统，保留了人口数字（户数或口数）的记录。这就为研究历史人口地理提供了最基本的资料。不过应该指出：历代封建王朝编制户籍的目的是为了征收赋税和兵劳役，所以由于历代赋役制度的不同，以及中央和地方统治阶级内部利益的矛盾、社会各阶层的对抗，户口的隐匿、漏报、逃亡、流徙的情况屡见不鲜，政府所掌握的户籍与实际数字相差甚远。尽管如此，中国历史文献上保留下来的历代人口数字，仍然是世界上最丰富、最完备的人口调查资料。

两汉时期汉代的人口调查皆为户数和口数并列。口赋（算钱）是国家的主要收入，户赋则指定为列侯、封君的收入。《汉书·地理志》记载了西汉末元始二年103郡国户口数总共为户万，口万。如以秦岭淮水为南北界线，北方人口占4/5弱，南方人口占1/5强。如以汉武帝时所置14个监察区来划分，户数超过百万，口数超过5百万的有司隶和豫、冀、兖、青、徐五州，都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大致相当今陕西关中平原和黄河下游的冀、豫、鲁和皖、苏的淮河以北地区。人口总数占全国的55％。关中平原人口最集中的是长安附近，密度约达到每平方公里千人，为全国之冠。其次是太行山以东平原地区，除了鲁中山地、胶东半岛和滨海地区外，人口密度估计也在每平方公里百人以上。由此而形成二条人口比较密集的带状地区。东西向的是自京兆（长安）—河南（雒阳）—陈留—济阴（定陶）—山阳—东海；南北向的是自清河—魏郡—河内、河东—河南—颍川—汝南。这种分布显然与交通路线有关。长江流域人口集中在成都平原、南阳盆地和太湖平原，这无疑是由优越的自然环境所促成的。

西汉末年的战乱，中原人士开始向长江流域迁徙，更远的还到了岭南地区。同时南方经济进一步得到开发，人口显著增加。据《后汉书·郡国志》所载永和五年（140）的版籍，全国有户933.6665万，口万。秦岭淮河以北人口占3/5，以南占2/5。户数超过百万，口数超5百万的有豫、荆、扬、益4州，除了豫州外，其余3州均在长江流域，其户数占全国的42.2％，口数占全国的37.26％。可见经过了138年，南北人口的分布起了显著变化。与西汉末年人口相比，扬州增加了1/4，荆州和益州都增加了一倍。其中增加最显著的南阳郡（南阳盆地），人口从194万（尾数不计）增至244万，零陵郡（湖南南部湘、资、潇水流域）从14万增至100万，长沙郡（湘、资水中下游流域）从23万增至105万，豫章郡（今江西省）从35万增至166万，巴郡（四川东部）从70万增至108万。可见南方人口的增加除了北方人口南移外，还由于原来中原王朝势力不及的地区深入开发的结果。而黄河流域除了少数几个郡国外，人口普遍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