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 第一节西南夷
公元前3世纪以降，在中原逐步趋向于统一时，西南的各民族亦处在各地进行自身经济文化和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开创和发展之中，并纷纷走上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历史舞台，以各种族称出现在历史文献中，总称为“西南夷”，包括今四川省西部和西南部，贵州、云南两省以及滇、黔、桂交界的地区。西南夷是对巴蜀以西以南地区各民族的总称，其中包括众多不同的氏族、部落和民族，他们或聚居或相互杂居在一起，各自发展着自己的社会经济文化，默默无闻地为开发祖国的西南地区做出贡献。西南夷各民族远在公元前4世纪就与祖国内地的蜀、楚有了联系和交往，到公元前3世纪以来交往更加密切起来，此时，中原民族在进行统一多民族国家活动时，西南夷各民族与内地的联系亦在不断加强，因而在中原大一统局面形成之后，仰白内地的西南夷各民族便纷纷接受了中原统一政权的管辖，将西南地区正式纳入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版图之内。此后西南夷各民族就在统一国家之下，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一个飞跃的发展，开创了西南夷各民族历史的新的一页。
一、西南夷的分布和族属
“西南夷”一名最早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继而《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均有专篇，且内容更加丰富。从中看出，西南夷的分布地域广大，族系繁杂。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史记》，《后汉书》《华阳国志》还提到了僰、句町、漏卧、且兰，哀牢、濮、滇越、摩沙夷等。上述名称有的即是民族名称，如嶲、昆明、摩沙、滇越等；有的则显其部落名称而实则隐其民族名称，如夜郎、滇、邛都等。他们的大体分布区域和方位是：
夜郎，主要地域在郁江上游北盘江流域，其南与南粤（越）相接，即今贵州省黄平县以西至云南省东部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连接地带。
滇，当为楚顷襄王庄王滇的地区，“楚威王（应为顷襄王）时，使将军庄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可见滇的中心地应在今云南省滇池周围，包括云南省曲靖市往南至红河北岸，往西至楚雄彝族自治州一带。
劳浸、靡莫，《史记·西南夷列传》云：“其（夜郎）西靡莫之属以什数”，又云：“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劳浸、靡莫之地，当在滇之东北，即今之昆明市以北寻甸、东川、昭通、镇雄市县地。
邛都，在滇以北，“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又《汉纪》云，“靡漠（莫）之数以什数，自靡莫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邛都在滇以北，又在靡莫以北，《史记》又云以邛都为“越嶲郡”，邛都之地应在今四川省西昌市一带。
嶲、昆明，据《史记》载，“自同（桐）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嶲、昆明”，桐师即古之永昌，今之保山，叶榆即今之洱海地区，嶲、昆明应在今楚雄（古滇之西）、保山东北和大理洱海地区。
徙、笮都，《史记》载滇以北为邛都，邛都以北为笮都。《史记集解》徐广云“徙在汉嘉”，索隐韦昭云“徙县属蜀”，《括地志》云：“笮州本西蜀徼外”。据此，知徙、笮都均在邛都蜀郡以西的汉嘉郡，当在今之西昌市以北至雅安市以南的广大地区。
冉駹，在笮都东北，《史记·括地志》云：“蜀西徼外羌，茂州、冉州本冉駹国地也”，汉时在冉駹地设汶山郡。冉駹地应在今四川省西北部的茂县、汶川、松潘等县地。
白马，在冉駹以北，“陇右成州，武州皆白马氐”，“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可见白马种又称为武都羌，白马之称武都羌，皆因汉武帝刘彻时在白马地区设武都郡之故。汉时武都郡在今之四川省西北至甘肃省南部武都县一带地区，即是白马的分布区域。
句町、漏卧，初见于《汉书·西南夷传》：“汉成帝（刘骜）河平中（公元前28—前25年），夜郎王兴与句町王禹、漏卧侯俞更举兵相攻。”句町、漏卧与夜郎是近邻，故知句町分布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的西林、隆林、田林与云南省接界的广南、富宁等县地；漏卧的分布在今贵州省兴义县往西至云南省的沪西、丘北、广南等县地。
且兰，首见于《汉书》：“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且兰君恐远行……乃与其众反。”且兰在唐蒙出兵南粤（越）所经之地，离牂牁江较近，，其分布地应在今贵州省黄平县以西都匀市以北至贵阳市附近。
僰，《史记》中曾经提到僰僮，《史记索隐》韦昭云“僰属犍为”，《正义》：“今益州南戎州北临大江，古僰国”又“唐蒙略夜郎西僰”，“南夷之君，西僰之长”……刘琳《华阳国志·蜀志》：“僰道县（今宜宾市）有僰人，故《秦纪》言“僰僮之富”。可见僰人分布在夜郎以西的朱提郡，即今云南省昭通市之地。
哀牢、濮，《后汉书，哀牢传》云：“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于哀牢山。”《后汉书》及《华阳国志》有时又将哀牢夷称之为濮。哀牢夷的区域甚广，哀牢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当包括今之保山、德宏地区，西抵伊洛瓦底江流域上游，南至凤庆、临沧、西双版纳及其以南地带。
滇越，据《史记·大宛列传》载，汉使求通身毒国道，其使“南方闭嶲、昆明……然闻其西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汉时的嶲、昆明族分布在今大理洱海地区，洱海以西千余里之地，应是今之德宏、腾冲等地，即滇越的居住地。
摩沙夷，《华阳国志·蜀志》定笮县（今四川省盐源县）载：“渡沪水（今雅砻江）宾刚徼，曰摩沙夷，有盐池。”靡沙夷的居地在今四川省盐源县以西至云南省宁蒗、丽江等县。
由于西南夷分布区域极广，民族成份众多而又相互杂处，加上受到各种文化的影响，故其族属和来源纷繁难辩。根据多学科研究的结果，西南夷大体可以分为：氐羌（藏缅语族）、百越（壮侗语族）、百濮（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3个族系。
属于氐羌族系的族部有：滇、靡莫、劳浸、僰、嶲（叟），昆明、邛都、徙、筰都、冉駹、白马、摩沙等，他们是今天西南地区属于藏缅语族的彝、白、纳西、拉枯、哈尼、傈僳、基诺、羌、普米、景颇、阿昌、独龙、怒等民族的先民；属于百越族系的族部有：夜郎、且兰、句町、漏卧、滇越，他们是今天壮侗语族的仡佬、布依、傣、壮等民族的先民；属于百濮族系的族部有哀牢、濮，他们是今天孟高棉语族的佤、布朗、德昂等民族的先民。
将西南夷分属3大族系，是基本符合西南各少数民族历史的发展规律，凡属同一族系的民族都有相近的语言、历史传说、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相近的经济生活，而且共同的特点越往上溯，相同之处越明显。
二、秦汉王朝对西南夷的开拓
“西南夷”在公元前4世纪末以前和内地的联系甚少，处于各自发展的状态之中。到公元前4世纪末虽和内地的交往开始了，但仅限于民间的经济来往，政治上并无联系。西南夷各族与内地政治上的联系始于中国大一统形成的秦汉时期。中原的秦汉王朝对西南夷各地进行了长期的开拓，终于使西南夷各民族纳入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版图之内。
秦王朝对西南夷的开发较早，约在秦灭六国时即已开始。公元前310年秦惠文王嬴驷灭蜀后，就以蜀地为基地，开始经营“巴蜀徼外”的西南夷。《史记·秦本纪》载：“（秦惠文王）九年（前329），司马错伐蜀，灭之……十四年（前324），丹、犁臣，蜀相壮杀蜀侯来降……武王元年（前310），诛蜀相壮……伐义渠、丹、犁。”《史记正义》云：“蜀相杀蜀侯，并丹、犁二国降秦。在蜀西南姚府内，本西南夷”。知丹、犁二部接受秦的统治较早。公元前285年（秦昭襄王三十年），秦蜀郡太守张若又“取笮及江南地”，笮地在今川滇交界的盐源、盐边、华坪、永胜、宁蒗诸县地，“江南地”为金沙江以南的今丽江、大姚、姚安诸县一带。说明公元前4世纪末3世纪初，秦国的势力已深入到金沙江以南的地区。
公元前246年，赢政为秦王，继续以蜀为根据地开拓西南夷。首先从修筑道路开始，李冰在任蜀郡太守期间曾在川滇交界的僰道（今四川省宜宾市）地区开山凿崖，修筑通往西南夷、地区的道路，这是兴修五尺道的开始。秦嬴政统一六国后，遣“常额略通五尺道”。常额把李冰所修筑的僰道往前延伸，从今四川省宜宾市一直修到今云南省曲靖市附近。此即历史上有名的“五尺道”，亦是通过西南夷地区与国外经济文化交流中最古老的交通线之一，这条对外交通线首先被张骞发现，并称之为“蜀、身毒国道”（今人称为“南方陆上丝绸之路”或“西南丝绸之路”）。秦朝参予蜀、身毒道的经营，进一步加强了西南夷与内地的联系。
秦王朝不仅在西南夷地区修筑道路，还将其郡县制引入西南夷部分地区。“秦时常额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邛、笮、冉駹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常通为郡县”。诸此国的邛、笮、冉駹皆为西南夷族部，秦时分布在川滇交界地，秦统一六国后便在其地“置吏”，立郡县，派官吏进行直接统治。此为中央王朝在西南夷地区正式统治的开端，这一史实长期湮没不彰。西南夷地区纳入祖国的地方行政区划之内非始于汉，而是开端于秦。
公元前3世纪末，因汉王朝初建，无暇顾及西南夷地区，曾一度采取“关蜀故徼”的措施。汉在经过70余年的“休养生息”后，国力增强，经济雄厚，正式开拓西南夷的政治、经济、军事条件业已成熟。汉武帝刘彻时，汉朝已是“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巴蜀地区更是“地沃土丰”，以致“汉家食货，以为称首。”汉武帝刘彻的北抗匈奴，南收南粤，西通西域的政策已取得初战的成功，为汉开拓西南夷提供了条件。特别是张骞西域归来又盛言打通“蜀身毒国道”利多弊少为可取。而开发西南夷又是巴蜀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政治上的隔离状态，已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故巴蜀人民已采取“窃出商贾”的方式来抵制汉朝的封闭政策，开发西南夷已势在必行了。汉武帝从而决定采取大规模开拓西南夷的行动。
公元前135年（汉建元六年），汉武帝派唐蒙出使南越，发现从蜀经夜郎有水路通番禺（今广州市），建议招降夜郎，以击南越，“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武帝乃拜蒙为郎中将，率领军队并携带大量缯帛，货币从巴蜀笮关入夜郎，招降了夜郎侯多同，将其地划入犍为郡。蜀郡西部的邛、笮（西夷）部的君长亦请求归附，“如南夷（夜郎）例。”“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于是汉朝于公元前130年（汉元光五年）命司马相如使西夷，在西夷邛、笮地区设一都尉，10余县，均属蜀郡管辖。
汉朝为有效地控制西南夷地区，又令唐蒙和司马相如分别修筑“南夷道”和“西夷道。”“南夷道”是在秦五尺道的基础上使其延伸至牂牁江流域和滇中地区（即石门道）；“西夷道”是自蜀（成都）经临邛以达邛、笮地区（即清溪道）。“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由于修筑二道耗费了大量人力和物力，引起部分西南夷诸部的反抗。时汉朝廷内持反对意见者乘机抵毁汉对西南夷的开发：“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戍转相饟。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上患之，使公孙弘往视问焉。还对言其不便……弘因数言西南夷害，可且罢。上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此为汉开拓西南夷的第一阶段。
公元前122年（汉元狩元年）张骞出使西域归来，“盛言大夏在汉西南，白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汉朝又恢复了对西南夷地区的开拓，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常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受阻于嶲、昆明族。但使者归来时盛赞滇国的富饶，增加了汉武帝进一步开发西南夷的决心，从而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开拓西南夷的活动。
前120年（元狩三年），汉朝积极准备重新开拓西南夷，在长安“象滇河作昆明池”练习水战，以适应西南夷地区的江河湖泊作战。前111年（汉元鼎六年），汉朝军队平南越，接着“行诛隔滇道者且兰，斩首数万，遂平南夷为牂牁郡。夜郎侯始依南粤，南粤已破，还诛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汉朝全部控制了夜郎地区。接着又诛反抗汉朝的邛君、笮侯，冉駹等部皆震恐，请求置吏，汉朝便“以邛都为粤（越）嶲郡，笮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文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将蜀西部的西夷地区完全纳入汉朝的统治之下。此时西南夷中只剩下拥有数万之众势力强大的滇王了。汉朝曾以诛南夷兵威招降滇王，但遭到滇的联盟诸部劳浸、靡莫的反对，汉朝便于前109年（汉元封二年）出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汉朝在滇国境内设益州郡，赐滇王印，令其复长其民。至此，汉朝基本上将西南夷地区纳入其统治范围，完成了对西南夷地区开拓的第二阶段任务。
公元1世纪，东汉王朝继续推行开发西南夷的政策，进一步向益州郡西部的哀牢、掸人地区发展。公元51年（东汉建武二十七年）哀牢部落的首领贤粟等率种人，“诣越嶲太守郑鸿降，求内属，光武帝（刘秀）封贤粟等为君长”。公元67年（东汉永平十年），东汉王朝在哀牢和洱海地区置“益州西部属国。”69年（永平十二年），另一“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显宗（刘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东汉始通博南山，度兰仓水，将滇西边境纳入汉朝统治范围，是为汉朝开发西南夷的第三阶段。至此，汉王朝在西南夷地区建郡七，基本达到了开发西南夷的目标。
秦汉王朝对西南夷的开拓置郡，建立政治上的联系仅仅是第一步，而如何在民族情况极为复杂，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西南夷地区巩固其统治更是一项艰巨的事。故此，汉王朝又根据西南夷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一系列的统治措施，主要有下列几条：
第一，一“以其故俗治”，即不改变西南夷原有各民族的生产方式和各民族统治者的地位，和西南夷各民族首领建立羁縻统治。由于西南夷各民族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语言和风俗等方面均与中原有较大差别，且情况复杂，不能采取中原的统治方式，而实行“以其故俗治”的统治方式，“汉连出兵三岁，诛羌，灭两粤，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无赋税”。所谓“以其故俗治”，即如原夜郎、滇、邛都等王仍受赐封王，“复长其民。”“旁小邑”的“君长”就更未变动，“虽有官吏，仍以其君长为王侯，使主其种类。”按规定王侯受郡县官吏的调度，而实际上是“守令治其人，酋长世其官，不相凌夺”。这种汉族官吏和各族首领的羁縻统治，适应了当时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潮流，巩固了西南夷地区的统一局面。
第二，一对西南夷各民族首领“厚赐增帛。”利用汉朝丰富多采的物质来吸引各民族首领，以争取他们内属，加入到统一国家之中。公元前135年（汉建元六年），“拜（唐）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笮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夜郎旁小邑，皆贪汉增帛，……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厚赐缯帛，吸引了夜郎侯及西南夷许多民族，因而与西南夷地区建立起政治上的联系。
第三，一免征赋税。由于西南夷各民族的社会形态不一，土地所有制复杂，不宜实行中原的租赋制，因此汉王朝在西南夷各民族中采取了“无赋税”的政策，“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为賨布”；“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嫁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鍭”；“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以为常赋”。免赋薄敛的办法对安定西南夷地区的社会秩序产生了显著的效果，整个汉代，西南夷地区社会较安定，民族之间的关系较好，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乱，推动了西南夷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四，一移民屯垦。汉初为了减轻西南夷各族人民的负担，各郡县官吏的费用粮食，一律从内地运往，“南阳，汉中以往，各以地比，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由于汉朝派到西南夷的官吏士卒所需物资越来越多，仅靠毗邻郡县供给已很困难，“悉巴蜀租赋不足更（偿）之”。加以运输困难，实难满足需要，因此汉武帝刘彻采取了徒民屯垦的政策，屯垦队伍由三方面的人员组成：一是“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受钱于都内”。即招募内地的豪民一地主、大商人到西南夷地区屯田，所获谷物交当地官吏供吏卒使用，凭官吏所给凭证在内地府库领取银两；二是将内地贫困破产及犯“死罪”、“奔民”、“滴（谪）民”、“三辅罪人”等人移徙西南夷地区屯垦，“汉乃募徙死罪及奸豪实之”，“汉武帝时开西南夷，置郡县，徙吕氏以充之，因曰不韦县”。也有的是破产农户“应募”而移徙西南地区屯垦的；三是郡县驻守的郡兵，即戍卒、屯田所获以给军食。移民屯种所生产的粮食保证了西南夷郡县官吏士卒的需要，减轻了当地和邻郡人民的负担，同时也使汉族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在西南夷地区的影响不断扩大，巩固了统一的局面。
第五，一选派廉洁官吏。为了取得西南夷各民族的信任，汉王朝重视选择比较廉洁的官吏到西南夷地区去，如益州太守文齐和夷、汉各族人民相处“甚得其和”。因此当文齐死后，益州人为其立庙纪念。越嶲太守张翕与当地叟、昆明、摩沙等族关系较好，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据传翕为越嶲太守，布衣疏食，俭以化民，自乘二马之官，久之，一马死，一马病，翕即步行。夷、汉甚安其惠爱，翕“在郡十七年，卒于任上，夷人爱白如丧父母。苏祈叟二百余人，赍牛、羊送丧至翕本县安汉，起坟祭祀”。此外还有郑纯，景毅等人均能“清廉，毫毛不犯，夷汉歌咏”。由于官吏比较廉洁，治政又较稳重，并重视各民族的社会生产，因而联络了当地的各族首领，取得了西南各民族人民的信任，共同发展了社会生产，缓和了阶级矛盾，稳定了西南地区的社会秩序，有利于西南各民族社会的发展。
第六.一帮助西南夷各民族发展生产和文化教育，是汉朝治理西南夷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首先是积极恢复和发展与西南夷地区的商业活动，将关中、巴蜀的“姜、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牦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内地商人因此而致为大富，当然也促进了西南夷各民族经济的发展。郡县官吏也重视发展西南夷地区的生产和推广内地的先进生产技术，如文齐在犍为属国“穿龙池，溉稻田，为民兴利”，后又在益州郡内“造起陂池，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使犍为，益州等地各民族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郡县官吏还注意在西南夷地区传播中原文化，兴办学校，改变后进习俗。公元84—86年（东汉元和年间），益州太守王追“政化尤异……始兴学校，渐迁其俗”。西南夷各族也善于接受汉族文化，东汉末，牂牁郡人“尹珍自以为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城始有学焉”。据《孟孝琚碑》载，僰族孟孝琚12岁即入内地“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可见汉文化在西南夷中的传播情况，对后来西南夷各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