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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的骚乱和泛突厥主义(2 / 2)

――德米雷1992年4月在哈萨克对突厥人的演讲。

“一个新突厥世界已经展现;……一幅新地图正在形成。”

――德米雷尔1992年5月。

“土耳其的影响能够一直伸展到黄河。”

――著名作家依汉1992年12月。

如此豪言壮语不一而足,最醒目的自然是1993年奥扎尔死後美国《新闻周刊》杂志引用的故总统名言:“土耳其的利益区是从亚得利亚海直到中国长城。”

颇说明大势并充分显示伊朗政治力不从心的是土耳其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项重大胜利:苏联崩溃後,伊朗和土耳其在中亚进行了一场激烈但鲜为人知的“文化战”:两国向中亚各国免费赠送大量打字机――只不过土耳其的机器用拉丁字母,而伊朗则是阿拉伯字母,此外土耳其更向中亚突厥国提供大量“奖学金”名额。结局是阿塞拜疆、哈萨克、土库曼、吉尔吉斯、乌兹别克五共和国的代表于1993年3月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一致同意废除前苏联强加于它们几十年的西里尔字母,而采纳以现行土耳其文为基础的统一新拉丁字母(与土耳其最近的阿塞拜疆共和国在1992年就引进了这种字母)。

新疆的骚乱和泛突厥主义(二)

都人作者在第一部分文章中,追溯土耳其过去的扩张主义对中国新疆少数民族的影响。在今天最后一部分文章中,进一步分析土耳其军方对外政策所造成的威胁,加上外来的支助,可能会加剧新疆的“民族矛盾”,以致为国际政治带来冲击。

中国人应该最能领略这个“书同文”计划对于“亚得里亚海至长城”的政治涵义和潜在影响。

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中国和突厥族的渊源世界第一,从中世纪起和突厥/土耳其一直纠缠不休的拜占庭/希腊对此望尘莫及。

灭商而代之的周族是否如某些喜标新立异的史家所称含“原始突厥”成分姑且不论,周武王击纣所用的“轻吕”(《逸周书・克殷解》),夏德(f.hirth)认定即匈奴的“径路刀”和土耳其语的kingrak,代表可考的“最古老突厥词汇”。从考古结果看,此事颇有几分证据。匈奴部落联盟含原始突厥成分也不容置疑。尽管匈奴“

领导阶级”看来并非突厥,现代土耳其人(包括大师goekalp)仍喜以匈奴“传人”自居,一代雄主冒顿单于则被奉为“炎、黄”。

泛突厥主义和中国关系突厥因西魏/北周宇文集团之助崛起金山之前,华北政治舞台上的突厥语族人物及其影响已历历可考,华夏文化的千古名篇《敕勒歌》及其作者(或集成者)斛律金家族即为一例。更有甚者,对中国历史具有无可比拟的关键影响、其语言在唐初尚被奉为“国语”的拓跋鲜卑,古突厥语权威克捞逊爵士(sirgerardclauson)便认定属于所谓l/r突厥语支。作为拓跋传人的李唐与突厥(以及突厥语族回纥)的恩怨更是“剪不断,理还乱”。拓跋“国语”不论,李唐家族中也颇有能说突厥语的,李世民父子即为显例。唐以後的例子亦比比皆是,就连创立“纯粹汉人”朝代的宋太祖兄弟也是靠老爹赵弘殷作沙陀突厥後唐政权的禁军“飞捷指挥使”起家。总之,龙的传人和狼的传人自有其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

这种关系也导致中国对早期突厥文化的巨大影响,以致古突厥语中“书写,书籍”的词根便是汉语“笔”的译音(蒙文、满文至今仍然,例如尽人皆知的“笔贴式”),甲乙丙丁、十二生肖、都督刺史等也一并输入。反映这种密切政治、文化关系的妙例:泛突厥主义大师goekalp认作“妻子”的古突厥词赫然是汉语“公主”的译音。这样的渊源导致今天突厥族人,尤其是“重新发现”其亚洲祖根的土耳其人对他们古老东方邻居的复杂情感。李先念访土时安卡拉万人空巷的场面便是这种情感的表现,然而包含维吾尔、哈萨克诸族,“从亚得里亚海到长城”的“利益区”则决定了关系的另一面。

一次大战之前,奥斯曼帝国“图兰思想宣传队”的足迹便远及新疆。1944-49年的“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固然由斯大林导演(苏共党员、“教育部长”赛福鼎(sayf-ud-din'aziz)乃是其中真正实力人物),但泛突厥主义的“幽灵”也时隐时现。主要人物之一伊敏(muhammademinbugra)事败後便终老土耳其。

六十年代初中苏交恶,“突厥斯坦”问题沉渣泛起:苏联驻新疆领事大发护照,十月革命以後陆续逃离“共产迫害”、受中国新疆政府收容的大量突厥族人又发现苏联国籍的吃香,“几十万中国公民”

因此被苏联“诱骗”。

如今苏联不再,中亚各突厥国纷纷独立,文化、经济各方面唯土耳其马首是瞻。让我们看一下土耳其与中共自1949年来的恩恩怨怨:

韩战中土耳其出兵加入联合国军,尽管“众才一旅……人唯八千”(《哀江南赋序》),但土族被长期压抑的“英武”终得一泄,成为联军最出色的一部,其“英雄事迹”传播遐迩,而中共也首次认识到一旦沙场相遇,土耳其将是“劲敌”。

六十年代初,由原“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部队改编的第五军在中共文件突然变成“前五军”,所部祖龙太也夫(zuluntahir,关于曾在中亚以至新疆流行一时的俄式姓氏,笔者以後另有专文述评)少将,1958年元月还是“新疆军区副参谋长”,六十年代却在安卡拉公开露面――从“解放军高级将领”变成图兰主义者,可谓脱胎换骨。此事也是土耳其对新疆的态度从凯末尔的少管闲事逐渐向右翼泛突厥主义演化的实例之一。

七十年代初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大主教访华,受到几乎破格的欢迎,同时中共私下表明对塞岛分治方案不感兴趣,如此种种显然不为土耳其视为友好姿态,在新疆等问题上双方亦无达成任何谅解的迹象,安卡拉和北京还是正式建交。土耳其1974年出兵扶植的(北)塞浦路斯土族傀儡“共和国”,中共始终未予承认。

八十年代中期驻安卡拉的一名中共突厥族外交官“叛国”,土耳其一反其“暂转第三国”的例行外交公事而直接接纳,後来又同样处理据说来自新疆的某著名游泳运动员“避难”。两案的处理都基于当事者的突厥族身分――泛突厥主义情感终于在土中外交关系上占了主导地位。

此外,中共与土耳其的“世仇”希腊关系不断发展。在最近的阿尔巴尼亚危机中,希腊军方援救出几乎全部身陷乱邦的中国人。

在新疆“民族矛盾”据传有增无减之际,土耳其“从亚得里亚海到长城”的“利益区”值得世人注目。举例来说,近期内的要点之一便是吉尔吉斯和塔吉克两共和国的政治稳定与否。

最新进展及结语由于亚美尼亚大屠杀等“业绩”,泛突厥主义的国际“口碑”颇恶。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土耳其联邦”更会引起对奥斯曼帝国“德政”记忆犹新的巴尔干、高加索基督教诸国和俄、中、伊朗的强烈反应。种种顾忌使得今天“大突厥共同体”推动者小心翼翼,手段之一便是强调经济和文化,少提“政治合作”,甚至有“泛突厥主义是欧人的发明,土耳其/突厥政治史中实无其事”的妙论,全不顾近年还有阿塞拜疆内政部长因与“灰狼党”关系密切成为政治包袱而被迫辞职的丑闻。

尽管心仪奥斯曼当年荣耀,但土耳其数十年局促小亚细亚一隅,“区域领袖”地位岂能一蹴而就?“独家救济权”对中亚“苏维埃经济”也是杯水车薪,土国近来颇感力不从心,几年前的豪情壮志也略有所敛。另一面,俄国经济固然一团烂污,然数百年帝国之余,在国际政治上乃是百足之虫,虽给小小的车臣弄得焦头烂额,对付高加索和中亚突厥诸国的亲土耳其势力却颇有斩获。

俄国在南斯拉夫危机中的出色表演以及和中国、伊朗“合作”无不大显其地缘政治手段,切切不可等闲视之。“突厥共同体”在中亚这个“火药桶”里会引起其他什么後果也无法逆料,已有“专家”预言哈萨克―(外)蒙古的传统矛盾全面爆发,看来中―俄―伊朗“轴心”尚有扩展余地。

美国当前的政策显然仍是大力鼓励土耳其这样的“温和”“亲西方”的世俗回教势力,它在波斯尼亚危机中与欧洲“盟邦”的矛盾与此政策不无相关。但大国无恒友,土耳其现在在美国地缘政治中扮演的角色大致不外1971至1991年间之中共(当年这个美―中―巴基斯坦“轴心”的最出色成果是在阿富汗,因而间接导致苏联的解体),能持续多久自然取决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演变(可以参考美国20年来对中、越政策的沧桑)。

应该看到,如果世界银行对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预测正确,而“

后邓期”得以和平渡过,则美国出于自身利益必须抑制中国的地缘战略在近年不会大变。

土耳其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一系列最新发展也发人深省:福利党在土耳其上台执政,内政上主张回教教义,外交上开始向伊朗靠近,从而引起美国的不安。与此同时,传统亲西方的土耳其三军却激烈反对福利党的内政外交方向,土军参谋长公开在美国华府指责伊朗为恐怖主义国家,另一位军方领袖在以色列受到国家元首级的欢迎,而以色列空军则继续利用土耳其的领空进行训练。军方最近更用强硬摊牌手段迫使民选的福利党政府修改内外政策,包括驱逐伊朗外交官。

如此紧张国内政治空气和美国“关怀”“引导”之下,“东土耳其斯坦”问题更有可能成为各方“消除歧见,一致对外”的工具。

在这样的前提和国际环境之下,新疆的“民族矛盾”大有可能继续成为中国甚至国际政治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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