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氐与羌(2 / 4)

382年(太元七年),又命吕光进驻西域。于是辖地“东极沧海,西并龟兹,南苞襄阳,北尽沙漠”。东北的新罗、肃慎,西北的大宛、康居、于阗等东夷、西域62王,均遣使与秦联系,献方物。只有占据东南一隅的东晋与之对峙。

苻坚之统一北方,自恃“有众百万,资仗如山”,欲灭东晋,“混一六合”。甚至下诏任命东晋孝武帝司马曜为尚书左仆射,谢安为吏部尚书,桓冲为侍中,并在长安“立第以待之”。其骄纵轻敌之甚,可见一斑。

383年(太元八年)七月,苻坚下令进攻东晋、其管辖区内所有公私马匹全部征用,民每10丁出1兵。选良家子3万人为羽林郎,以秦州主薄赵盛之为少年都统。八月,以阳平公苻融为前锋都督,指挥白容垂、张蚝、梁成等所率步骑25万先行。以兖州刺史姚苌为龙骧将军督益、梁州诸军事,率蜀兵东下。是年九月初二,苻坚从长安出发,史称“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前后千里,旗鼓相望。坚至项城,凉州之兵始达咸阳,蜀汉之军顺流而下,幽冀之众至于彭城,东西万里,水陆齐进。运漕万艘,自河入石门,达于汝颍”。这支被苻坚夸言为“投鞭于江,足断其流”的百万大军,实际上投入战争的只有苻融指挥的到达颖口(今安徽省颍上县)的30万先遣部队。东晋以谢石为征讨大都督、谢玄为前锋都督,率众10万抗击之。

是年十月,苻融前锋兵渡淮,攻占寿阳(治今安徽省寿县),即遣使奔告苻坚云:“贼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于是苻坚将大军留于项城,率轻骑8000,兼程赴寿阳。十一月,谢玄率晋军水陆并进,与苻坚军相持于淝水。谢玄遣使对苻融云:“君悬军深入,置阵逼水,此持久之计,岂欲战者乎?若小退师,令将士周旋,仆与君公缓辔而观之,不亦美乎!”苻坚欲乘晋军半渡河围而歼之。但苻融麾军稍退,制之而不止。谢玄等乘机渡河,苻融驰骑略阵,马倒被杀。降秦的晋将朱序又在阵后大呼:“秦兵败矣!”秦军大乱,溃败不能止。谢玄乘胜追至青阿(寿阳城西30里)。“秦兵大败,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闻风声鹤唳,皆以晋兵且至,昼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饥冻,死者七、八”。苻坚为流矢所中,单骑遁还淮北,收拾溃兵,至洛阳集有10余万人以返长安,晋军复寿阳,次年又复梁、益二州。

淝水战后,原被前秦统治的各民族首领纷起割据自立,秦国衰落。

385年(太元十年)五月,长安遭西燕白容冲攻击,苻坚出奔五将山(今陕西省岐山县东北)。旋为后秦姚苌俘获,缢死于新平(今陕西省彬县)佛寺中。394年(太元十九年),坚族孙登为后秦姚兴所杀,子崇逃至湟中即帝位,寻为西秦乞伏乾归遣将杀害,前秦亡。

(二)吕氏建立后凉

后凉为略阳氐人吕光所建,光字世明,先世为酋豪,前秦太尉吕婆楼子。曾从王猛灭前燕,封都亭侯。后迁步兵校尉,拜骁骑将军。382年(东晋太元七年),苻坚“既平山东,士马强盛,遂有图西域之志”,命吕光为都督西讨诸军事,率将军姜飞、彭晃、杜进等,统兵7万,骑兵5000,征讨西域。次年正月,兵发长安,以鄯善王休密驮、车师俞部主弥寘为向寻,降焉耆,破龟兹,西域30余国相继归附。苻坚封之为都督王门以西诸军事、安西将军、西域校尉,因路绝不通,诏令未达。

淝水战后,长安危急。诸将劝吕光速归,光乃于385年(太元十年),以驼200余头载珍宝奇玩,驱骏马万余匹东返,并收降原前秦高昌太守杨翰。军至玉门、前秦凉州刺史梁熙发兵5万拒光于酒泉,光大败之,乘势直取姑臧(今甘肃省武威市),自称凉州刺史、护羌校尉。次年,闻苻坚死,遂自称使持节、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陇右河西诸军事、大将军、凉州牧、酒泉公。389年(十四年),又称三河王。

396年(二十一年),自立为大凉天王,署置百官,史称后凉。吕光后期刑法峻严,忌杀大臣杜进等,部下沮渠蒙逊、段业等,纷纷叛而自立。

399年(东晋隆安三年),吕光死,诸子争立。403年(元兴三年),为后秦姚兴所灭。

(三)杨氏建立的仇池政权

东汉末年以后,关陇纷乱,氐族中的一支,略阳清水氐人杨腾(一说杨驹),率部徙至仇池,尽有汉武都郡之地。每当中原王朝势衰或分裂之际,杨氏即率氐、羌及部分汉人脱离中原王朝,先后以仇池、葭芦、武兴、阴平为中心,建立前仇池国(296—371)、后仇池国(385—443)、武都国(447—477)、武兴国(478—553)及阴平国(477—580)。疆域主要在今甘肃省武都县东南部、四川省平武县一带。强盛时据有今陕西省汉中、安康,甘肃省天水、秦安,四川省梓潼等地。居民有氐、羌、汉等族,以农业为主,兼营猎牧。氐王后裔杨氏从自身利益出发,忽而降南拒北,忽而降北拒南;时而独立,时而对南北俱降。

仇池杨氏相继建国有五,周旋于诸大政权之间,继续存在380余年(一说350余年)。特别是西晋十六国时,仇池政权所辖地区比较安定而富庶,对仇池地区生产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起过一定作用。

南北朝时,除了一部分氐族置于仇池统治下外,大部分处于北魏统治之下。当时,北魏和南朝的统治者把陇蜀之间氐、羌居地划分为许多州、郡,各立州、郡以争地盘,同时把原来武都郡的白马氐分入许多州、郡,便于设官置戍,分而治之。秦、南秦、东益、南岐、东秦、沙诸州的氐、羌等族人民不断举行起义,反抗北魏的暴政,据不完全的统计,从426年(北魏始光三年)至560年(北周武都二年),100余年中,大小起义达37次以上,同时,由于各民族错居杂处,利害相关,起义往往从小区域性演变为更大规模的各民族联合大起义。其中如卢水胡吴盖领导的汉、胡、氐、羌等各族人民大起义以及南秦州汉、氐人民起义等等,均打破地区和族属界限,联合反抗北魏的统治。处于南朝统治下的氐人亦奋起反抗南朝的压迫。如550年(南梁大宝元年),黎州氏民围攻梁州刺史张贲,逼贲弃城而走等等皆是。

南北朝时,除了外徙的氐人经济、文化已与汉人相同外,秦岭以西、宕昌以东的氐族生产也跟内地汉族无多大区别。如前述《梁书·诸夷传》所云武兴国“地植九谷……种桑麻,出紬、绢、精布、漆、蜡、椒等”。通汉语,文化习俗受汉族影响,亦发生很大变化。

至隋唐时,氐族大多逐渐被融合于汉族之中。但有部分居住在四川北部及甘肃东南的氐人,因地理环境原因,在唐蕃长期和战不定中,未被同化。有的学者认为今四川省平武县、南坪及甘肃省文县等地的白马藏人似是其后裔。

第二节羌人的兴起与发展

羌,在古代往往是对我国西部氐羌族群的通称,历史非常悠久。关于羌人的起源与在先秦时期的发展,已在第二编第三章第三节述及。秦修万里长城,羌人分布在临洮长城以外,与秦相安。秦以西边境平静,而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备胡”。故本节所叙着重于两汉魏晋南北朝羌人的兴起与发展。

一、汉代羌人

公元前206年西汉王朝建立,羌人经过先秦一段很长时间的迁徙分化,进入中原的基本上与华夏族融合,但仍保留着自己的特点,被称为羌人的主要集中在河湟、塔里木盆地以南至葱岭西域地区、陇南至川西北一带。

(一)河湟羌及其与西汉的关系

汉代称以河湟为中心的诸羌为西羌。青海河湟地区系羌族发源地之一。部落繁杂,人口众多。史称“自爰剑后,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其九种在赐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汉徼北,前史不载口数。唯参狼在武都,胜兵数千人。其五十二种衰少,不能自立,分散为附落,或绝灭无后,或引而远去。其八十九种、唯钟最强,胜兵十余万。其余大者万余人,小者数千人,更相钞盗,盛衰无常,无虑顺帝时胜兵合可二十万人。”除爰剑支系以外,尚有20余种。至西汉末东汉初,有的向甘肃、陕西西南迁徒。其中居住在陇西(治今甘肃省临洮县)、金城(治今甘肃省永清县西北惶水南岸)二郡及其塞外的,有先零、烧当、勒姐、当煎、当阗、封养、累姐、彡姐、卑湳、狐奴、乌吾、钟存、巩唐、且冻、傅难等部落。在上郡(治今陕西省榆林县东南)的,有全无、沈氐、牢姐诸部落。在西河郡(治今内蒙古自治区东胜县境,东汉移治今山西省离石县)的有虔人、卑湳部落。徙置安定郡(西仅治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东汉移治今甘肃省镇原县东南)的,有烧何部落。还有西起青海湖,东及今甘肃省临夏县的羌和罕羌(羌)等。不过,这些部落往往与其它民族错居杂处,呈大分散小聚居状态,其中有一地先后有不同部落而居者,亦有一部落而分数处而居者。汉代河湟羌等仍以牧为主,处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

西羌所居区域,属于西汉统辖范围,其与西汉王朝的关系和战无常。西汉初,匈奴强大,冒顿单于曾“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当时汉王朝初建,无力对匈奴实行反击。匈奴为切断汉朝通向西域的道路,并从东西夹击关中,力图南下连结羌人酋豪。而汉王朝则将隔绝匈奴与羌之联系,作为一项重要的防御措施。汉景帝(前156—前141)时,居住在惶水流域的羌人研种留何等不堪匈奴贵族的奴役,“率种人求守陇西塞,于是徙留何等于狄道、安故,至临洮、氐道、羌道县”。即在今甘肃省南部的岷县、临洮一带与汉人杂居。

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元狩二年),汉大将霍去病出兵居延(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向北深入2000里,迫使匈奴浑邪王投降。为了保证西域通道及“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先后在河西设立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四郡。与此同时,筑令居塞(今甘肃省永登县西北);并向湟水流域进军,于今西宁市建立特别军事机构西平亭,西平以西设临羌县(今青海省湟源县东南)、破羌县(今乐都县东南)。将这些地区正式纳入汉朝统治范围之内,有利于河西、河湟的开发。

不过,汉、匈对青海及河西走廊的争夺仍在继续。匈奴贵族和羌人酋豪不时通谋,联合反对汉朝。前112年(汉元鼎立年),青海地区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羌等解仇结盟,合兵10余万,进攻今居、安故(今甘肃省临洮县南),并围枹罕(今临夏市)。而匈奴与之配合则派大军“入五原,杀太守”,声势大张。汉武帝刘彻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率军10万讨伐,羌人大部分降汉。为了加强对羌族的控制,汉武帝一方面对其酋豪封授侯王,如先零羌杨玉被封为归义侯等;另一方面,于前111年(汉元鼎六年)“始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部分羌人在战乱中“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河西地空”,汉朝开始大规模移汉民前往屯田,以隔绝羌胡。前81年(汉昭帝始元六年),从陇西郡中分出金城郡,汉宣帝刘询时,又增设允街、河关县。并设属国都尉,“主蛮夷降者”,统辖归附羌人。在边郡县设有障塞尉,主防羌胡犯塞,有的兼管降羌的塞上屯田,另外设有督邮、诏假司马、将侯行事等官职。

上述措施,并未能阻止匈奴贵族与羌人酋豪私相往来,再加上有些汉官对西羌任意欺压,汉羌矛盾很尖锐。先零等羌酋佯言“愿得度湟水,逐人所不田处以为畜牧”,乃渡湟水、“郡县不能禁”。前62年(汉元康三年),“先零乃与诸羌大并盟誓,将欲寇边”。而汉朝派光禄大夫义渠安国“行视诸羌,分别善恶”时,又恃强大肆屠杀,“召先零羌诸豪三十余人,以尤桀黠,皆斩之。纵兵击其种人,斩首千余级”。激起羌人怨愤,不仅先零、罕、等部纷纷起兵,连原降汉的杨玉等部也继踵响应,集众5万人,北上攻金城。汉宣帝调关中和陇右各地兵6万,由后将军赵充国率之前往镇压。

前61年(汉神爵元年),赵充国至金城,一方面力攻其为首而又势强之先零羌,并驱之至青海湖附近,“卤(虏)马、牛、羊十万余头,车四千余辆”;另一方面对罕、羌采用争取瓦解政策,并宣布:“大兵诛有罪者,明白自别,毋取灭亡……犯法者能相捕斩,除罪。斩大豪有罪者一人,赐钱四十万,中豪十五万,下豪二万,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钱,又以其所捕妻子财物尽与之。”这样就瓦解了其联盟。5个月内,结束战争,汉兵渡过黄河、湟水,而先零羌受重创。据赵充国奏:“羌本可五万人军,凡斩首七千六百级,降者三万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饥饿死者五千人,定计遗脱与煎巩、黄羝俱亡者不过四千人。”或不免虚报夸大其词,而羌人损失很大是肯定的。

赵充国为了稳定西羌的局势,提出罢兵屯田的主张,经汉朝大臣反复争论,卒得实行,吏载“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然仅一年市罢。汉朝对归降之羌族豪酋采取羁縻政策,封若零、弟泽为“帅众王”,离留、且种、阳雕为“侯”,儿库、良儿、靡忘为“君”,并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受属国都尉监督。

汉元帝刘奭时(前48—前33年在位),又向彡姐羌用兵。前42年(永光二年)秋,陇西乡姐羌等7种羌3万众举兵反。汉右将军冯奉世率12000名以屯田为名前往弹压,为羌人所败。汉再发三辅、河东、弘农越骑等及别种羌呼速絫、嗕种共6万之众击彡姐羌等败之。西羌屡挫,汉王朝乘机派军驻守。史称“自彡姐羌降之后数十年,西夷宾服,边塞无事”。

西汉末,王莽为了粉饰太平,于公元41年(汉平帝元始四年),派中郎将平宪等待重金诱当时游牧在西海(青海湖)一带的卑禾羌首领良愿将本部12000人西迁,“居险阻处为藩蔽”,而“献”出鲜水海(即青海湖)及允谷盐池“平地美草”之地。王莽遂置西海郡,辖修远、监羌、兴武、罕虏、顺砾五县,郡治为龙耆城(一作龙夷城,今青海省海晏县),“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万数”。当时西海郡成为王莽政权流放犯人的场所。两年后,西羌庞治怡、傅幡反攻西海郡,欲夺回故土,被王莽遣护羌校尉窦况所镇压。

(二)东汉时羌人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

东汉对羌人,一方面实行镇压政策,另一方面强迫迁徙,以分散其力量。如公元35年(东汉建武十一年),陇西太守马援将游牧于大榆谷(今青海省贵德县东黄河南岸一带)的先零羌徙至天水、陇西、扶风三郡。58年(东汉永平元年),强迫迁移烧当羌“七千口置三辅”。101年(永元十三年),护羌校尉周鲔及金城太守侯霸又将塞外降羌6000余口强迁至汉阳、安定、陇西诸郡。因此,羌人至东汉安、顺二帝时,已出现了西羌与东羌的区分。西羌是泛指居于陇西、金城塞外的羌人,亦称塞外羌。胡三省在解释东西羌时说:“羌居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者,谓之西羌。”实则西羌仍是原来的西羌,而东羌系指被内徙的羌人。据马长寿考证,东羌应分为二:一部分是西汉时随匈奴而来的“羌胡”之羌;又一部分是东汉时从金城、陇西迁入的西羌,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合称,相当今陕西省关中地区)之羌绝大多数来自西羌。

汉朝对边郡羌民设官置尉进行管辖,而汉兵的戍边屯田又往往侵夺羌民的耕田和牧场,稍有不服,则出兵镇压和掠夺。内迁的羌人,“与华人杂处,族类藩息”,受到东汉官吏及地方豪强的奴役,苦不堪言,因而奋起反抗。东汉初,司徒掾班彪论述凉州郡县侵凌降羌,导致降羌反抗事件时就提及:“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其中大部分羌族“或倥偬于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仆之勤。塞候时清,则愤怒而思祸;桴革暂动,则属鞬以鸟惊”。是汉族豪强以羌民为部曲或兵丁,驱使其耕牧及打仗;同时,边塞将吏的残酪剥削和压迫,使羌民不断爆发起义。东汉时,东西羌及白马羌的起义前后达50多次,其中大规模的有5次。

第一次为77年(建初二年)至101年(永元十三年),由于汉代统治阶级不断侵夺河湟地区的西羌耕地和牧场,将其赶入贫瘠苦寒的山野;还无故逮捕羌族首领,随意掠夺羌妇女为妻妾,因此,河湟地区以烧当羌为首,联合封养、烧何、当煎、当阗、卑湳等,并与湟中月氏胡、张掖卢水胡联合掀起了长达70余年的羌民大起义。

第二次为107年(安帝永初元年)至118年(建光元年),延续12年,东汉王朝集兵50余万,耗资240亿。水初元年,东汉王朝遣骑都尉王弘强征金城、陇西、汉阳3郡数千骑兵出征西域。途远羌人愁怨,至酒泉,多逃散,各郡发兵截之,毁其庐舍。各地羌民和戍兵集中在张掖郡日勒县(今甘肃省永昌县西),揭竿而起,攻亭堠,杀官吏,展开以北地、安定、陇西为中心的起义。“群羌奔骇,互相扇动,二州(并、凉)之戎,一时俱发,覆没将守,屠破城邑”。东汉王朝即调5万兵会于汉阳,分路出击,滥行屠杀。而羌民“归附既久,无复器甲”,乃,“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负板案以为楯,或执铜镜以象兵,郡县畏懦不能制”,终于击败东汉5万之兵。先零羌的酋豪滇零,趁机于北地(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县西南)建立政权。众羌推滇零为“天子”,封官授印,以下奚城(今宁夏灵武县东南)为都城。招集武都郡的参狼羌和上郡、西河的羌胡共同作战,并联合以杜琦为首的汉族农民起义,攻取上邦城。势盛时,北据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等郡;东至河东、上党、河内;西有陇西、汉阳二郡及金城郡东部;南抵汉中郡西南。此次起义长达12年,建立了羌人第一个政权,给东汉王朝以很大打击。

第三次为公元140年(东汉顺帝永和五年)至145年(永嘉元年),金城、陇西的且冻、傅难诸郡羌与安定、北地两郡的罕羌、烧何羌联合反对汉朝官僚贪污暴行的斗争。历时6年,东汉王朝集兵10万,耗资80亿。千139年(永和四年)以虐刻横暴著称的耒机为并州刺史,刘秉为凉州刺史,“到州之日,多所扰发”,激起羌人再度起义。次年,“且冻、傅难种羌等遂反叛,攻金城,与西塞及湟中杂种羌胡大寇三辅,杀害长吏”。东汉派马贤为征西将军,率10万兵屯汉阳,并于扶风、汉阳,陇道筑坞壁300所,分别镇压起义军。羌人采取避实就虚,迂回包抄的策略,并于141年(六年)春,激战于射姑山,大败汉兵。继而,北地、安定之东羌与金城、陇西之西羌会师,分三路出击:东路由巩唐羌先攻陇西,旋攻三辅,毁汉皇室陵墓;北路罕羌攻北地,败北边太守贾福和武威太守赵冲所领官军;西北路军由众羌的八九千骑组成,攻武威郡;三路挺进,震撼凉州和三辅。东汉采取瓦解利诱、各个击破的政策,迫使罕羌邑落5000余户归降,旋歼据守于参(今甘肃省庆阳县西北)北界烧何羌3000余落,其它各部落万余户羌民义军亦相继归降。144年(建康元年)春,虽发生令居护羌校尉营内从事官马玄参加羌民起义,“将羌众亡出塞”的事件,但很快被代理护羌校尉卫瑶等追击,“斩首八百余级,得牛马羊二十余万头”。至145年(永嘉元年),又有离湳、狐奴等5万多户羌人投降,使这次起义最终瓦解。

第四次为159年(延熹二年)至169年(建宁二年),陇西烧当等8种羌、安定先零羌、上郡沈氐、牢姐等羌先后在并、凉及三辅展开反暴政斗争。历时11年,耗资44亿。159年(延熹二年),东汉以残酪镇压山东农民起义而著称的段熲为护羌校尉,东西羌起而反抗,合力攻并州、凉州及三辅,官军每战辄败,段熲几丧命,被免护羌校尉之职,另派庸弱无能的胡闵充当校尉,羌族起义规模更扩大。东汉又派皇甫规为中郎将,持节监关西兵。皇甫规从历次羌人起义的原因分析中窥知:“羌戎溃叛,不由承平,皆由边将失于绥御。乘常守安,则加侵暴,苟竞小利,则致大害”,“酋豪泣血,惊惧生变”。上任后,奏斩“受取狼籍”、“多杀降羌”、“不遵法度”的官吏,以收民心。“先零诸种羌白规威信,相劝降者十余万”。但皇甫规竟以“货赂群羌”罪名被贬。

163年(东汉延嘉六年),重命段熲为护羌校尉。段熲更加凶恶地推行屠杀政策。次年春,封缪、良多、滇那等羌酋豪355人被迫率3000落降。165年(八年),段熲又出击勒姐、当煎羌。

168年(建宁元年))段熲在泾阳(今甘肃省平凉县西北)击败东羌,羌人撤入汉阳山中。次年,汉兵进入穷山深谷,屠杀近2万人,招降4000人,被分别安置于安定、汉阳、陇西3郡,东羌起义斗争以失败告终。5年间,段熲等“凡百八十战,斩三万八千六百余级,获牛、马、羊、骡、驴、骆驼四十二万七千百余头”。

第五次为184年(中平元年)至189年(六年)以金城“义从羌”、陇西先零羌为主爆发的起义。

184年(汉灵帝中平元年)冬,继关中黄巾起义之后,金城、陇西、汉阳三郡发生了北地降羌先零羌、湟中义从胡、凉州义从羌以及少数汉人官吏参加的联合起义,众10余万,攻下不少郡县,前锋曾抵达三辅的西部。最后由于羌人起义军内部分裂和有些将领降汉而使斗争受到挫折终于失败。

羌人起义斗争前后延续10o余年,虽然由于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组织比较松散,力量对比悬殊等原因,被东汉王朝残酪地镇压下去,但对推翻腐朽统治的东汉王朝,起了促进作用,迫使其“驰骋东西,奔救首尾,摇动数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资”。仅第二、三、四次耗资即达360余亿,无怪乎范晔于《后汉书》中惊呼:“惜哉!‘寇敌’略定矣,而汉祚亦衰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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