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铺开信纸，开始写报告，写给教育总督德米特里·托尔斯泰伯爵。

他把索邦的电报内容抄录了一遍，又把契诃夫的情况简单说明，最后写道：

【鉴于该生目前所处特殊情况，以及此事可能涉及之国际影响，恳请总督阁下指示应如何回复索邦大学之邀请。】

写完，他叫来秘书：“立刻发往圣彼得堡，托尔斯泰伯爵亲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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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彼得堡，莫伊卡河畔，谢尔巴托夫公爵府。

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谢尔巴托夫公爵坐在书房里，手里拿着一封刚到的信。

信是从巴黎寄来的，写信的是他的女儿，但授意者无疑是他的妻子，阿列克谢耶芙娜男爵夫人。

信很长，整整四页纸，公爵读得很仔细。

读完，他把信放下，沉默了很久。

窗外是圣彼得堡的傍晚，天色暗得很快，河对岸的冬宫已经亮起了灯。

那些灯在寒雾里显得朦朦胧胧，像遥远的星星。

谢尔巴托夫公爵今年六十二岁，拥有留里克王朝的血统。

他经历过尼古拉一世时代，经历过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现在又迎来了亚历山大三世的保守回潮。

他知道时代在变，或者说，时代正在往回走。

他妻子在信里说的那些事，他其实早有预感。

把资产转移到国外，他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贵族，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俄罗斯正在变得窒息，无论对平民，还是对贵族，都是一样。

新沙皇不喜欢西化，不喜欢自由主义，不喜欢任何可能动摇专制的东西。

像谢尔巴托夫家这样的老贵族，一方面要维持在国内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而现在，他妻子给他出了一个难题：救一个大学生，一个因为写讽刺小品被抓的医学院学生。

谢尔巴托夫公爵揉了揉太阳穴，妻子信里说得很清楚，救这个年轻人，是为了换莱昂纳尔·索雷尔的一个承诺。

公爵知道索雷尔，全欧洲都知道，那个法国作家这几年红得发紫，写什么火什么。

更重要的是，索雷尔不只是个作家，他还是个实业家，和罗斯柴尔德家族有密切联系。

这样的人的承诺，当然值钱；但再值钱，也得有命享用。

救一个政治犯，哪怕只是个“准政治犯”，也是冒险，尤其是在现在这种时候。

公爵站起来，走到窗前，冬宫的灯光在雾里晃动。

他得想个办法——不能直接去求情，那太蠢！内务部那些人鼻子灵得很，一闻就知道你有目的。

得迂回，得让这件事看起来不像是在“救人”，而是在“维护帝国的脸面”。

公爵回到书桌前，坐下，拿出一张纸，开始写名单。

落在纸上的名字，不是那些位高权重的大臣，而是沙皇的近臣，是侍从武官和宫廷总管们，还有沙皇的弟弟们。

这些人说话比大臣更管用，因为他们不涉及政务，只涉及“家事”。

公爵想了想，先在纸上写下两个名字：

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切列温，他是沙皇的侍从武官长；

弗拉基米尔·费奥多罗维奇·梅谢尔斯基，保守派报纸《公民报》的主编，也是沙皇的密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