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现在所进行的一切都只是――虚无。”

我痛苦地：“一点用也没有。”

“那么为什么？”

他问，但现在他已转移了目光，毫不相信我的狡辩。

“我不相信那会是可能的。”

“什么不可能？”他轻轻地笑了起来，“快乐？信任？世界的前途？什么？”

然后他只是沉默地看着我。

“抓住它。”他最后说。

我相信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任其自然。

“如果在你和罗谢尔之间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因为我的过错，我真的感到抱歉。”

我匆忙地跑下楼梯。

酒鬼们和我都在北好莱坞圣莫尼卡大街的“繁荣”旧货店前排着长队。他们是为了度过一个长夜而花上3.95美元买上几品脱的杜松子酒。我则抱走了一口袋给克里斯多巴的塑料小军士，和给特瑞萨的芭比玩偶。真希望我的身体里能够起一种奇妙的化学变化，让我喜欢上酒并且喝个烂醉，我的胸口一直在痛，就好像是有人在里面埋了一支铁镐，我讨厌他们的陈词滥调，特别像结账处的那家伙（“你走好”、“谢谢”），眼泪毫无理由地就从眼里滚了出来。

在对付挡在我的车前，拍着车门的街头乞丐的纠缠时，我才把眼泪收了回去，似乎是为了把他们的腌攒气味挡在外边。发动了引擎，我把那一切全都抛在后边彻底了断。我想要在我见到特瑞萨和克里斯多巴时我的样子看起来是欢快的，一个模范的角色，一个向他们展示这个社会中积极的一面，展示辛勤工作后的成就感和满足感的人。

没有人应我的门，而门廊的门锁是破的，所以我直接从“气管”下走过上了铁梯。现在是晚上六点三十分，我希望古特瑞丝夫人正在家中准备丰盛的晚餐，从而不会再有人打电话给“儿童与家庭服务”。但是，当我接近房门时越来越强烈的打击乐声让我产生了一种不安的感觉。

我敲过门以后又结实地踢了几脚，门终于被对方打开了，是一个穿着夏威夷衬衫，叼着香烟、特胖的十几岁男孩。

“什么事儿啊？”他以命令的口吻说。

“我来找古特瑞丝夫人。”

“她不住在这儿。”

我一把推开他正想关上的门。

“你***干什么？”

我向他出示了徽章：“fbi。我可以进来吗？”

还有五、六个男孩爬在地板上正在玩影碟游戏，周围都摆着烟，里面谁知道还掺和着什么东西。他们看着我，然后眼睛就不知道瞟在哪里，用西班牙语互相开着玩笑。我摆出了一副咄咄逼人的态势，仍然离门口很近。

“住在这儿的那个女人在哪儿？”

“我告诉过你，小姐。她搬走了。”

“这是谁的公寓？大人们在哪里？”

“这是我的地方。”最小的那个男孩说，他戴一副红色反光太阳镜，继续摆弄着操纵器，“事实上，是我妈妈的。她在上班。住在这儿的那位小姐回萨尔瓦多去了。”

“我需要和你谈谈。”

“可以。”

他起来大摇大摆地朝我走过来，而他的同伙们则吹着口哨，怪叫着，朝他起哄。我不喜欢这座建筑的野蛮气息，而且站在流行乐器和影碟的摩沙发出的刺耳的混乱中我简直就像一个傻子。

“帮个忙好吗，把太阳镜摘掉。”

“有什么问题吗？”

“我想看到你是否坦白。”

麻烦的家伙：“我很坦白。”

他取了眼镜，暴露出来的小家伙大约只有十二岁。

“这非常重要，你准确地告诉我古特瑞丝夫人和孩子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

“什么事儿也没发生。我们住在过道的那边，她和我妈妈很要好。有一天她说她将去萨尔瓦多因为她要把几个孩子带回给他们的父母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