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扒拉出来的翻译器挺小巧的，抓在手上瞧着有点像计算器。

事实上，苏联的科研工作者在倒腾这玩意儿的时候，最早的灵感就是来自于日本的计算器。

那计算器是日本人七十年代做出来的，日本夏普用了12年时间，吧生产计算器的三千多个零件精简为三个——一只硅片、一支太阳能电池和一块lcd显示器。

麻蛋，又是液晶显示屏。

咳，然后夏普又进化，到了八十年代时，他们已经成功地将太阳能计算器的价格压缩到了4美元，毫无疑义地凭借价格优势垄断了这一市场。

苏联科学家看到这个小巧轻便的计算器时，灵感大发，认为液晶板可以显示翻译后的文字，而具体翻译工作，则可以依靠硅片来完成。

王潇有点听傻了。

等等，那个，不对，硅片跟芯片是一个意思吧。

应该是吧。

众所周知，苏联不搞晶体管，它走的电子管之路。

它为嘛要反世界主流而行之呢？不是因为它要强调它是不一样的烟火，而是主客观条件决定的。

客观上，毫无疑问，二战之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便开启了技术封锁之路，苏联弄不到先进半导体的材料和技术，它只能另寻他路。

主观上，跟苏联以军工业发展为主的思路有关。

军方测定后认为电子管抗干扰能力更强，一旦发生战争（二战后西方世界反-共思想非常强烈），电子管设备更稳定。

而西方晶体管主要走民用路线，比起抗干扰，体积更小、耗电更少的晶体管显然更适合走入千家万户。

而民用路线又确保了走这条路的公司能够获得源源不断的订单。

简单点讲，就是有钱挣，能够形成正向反馈，可以重复投入更多的研发经费，进而促成了集成电路的不断发展。

伊万诺夫冲自己的搭档翻了个白眼，嘎声嘎气道：“我们苏联也有自己的半导体产业，我们六十年代做出来的集成电路不比美国人差。”

柳芭瞅了眼自己的男老板，认准服务对象是女老板，尽职尽责地解释：“莫斯科政府规划过苏联的硅谷——泽列诺格勒，发展半导体行业。嗯，我们也动了。”

这话的意思是官方动用了kgb去窃取技术，好复制人家的芯片。

关于此事，苏联科学界内部也有争议。

众所周知，苏联的科技相当发达，哪怕是在半导体这个行当，他们同样群星闪烁。

俄国科学家佐雷斯阿尔费罗夫1963年提出的半导体双异质结构，是半导体激光器的理论根据。

伊万诺夫所说的60年代苏联造出来的奥索金集成电路，也不逊色于世界一流水准。

官方让科学家抄外国的科研成果，对苏联科学家来说，不可谓不是个巨大的羞辱。

王潇听得津津有味：“那你们为什么没继续做下去？是科学家造反不配合吗？”

柳芭头回觉得自家老板有点傻。

开什么玩笑？一切为了苏联，个人意志在伟大的苏联面前，不值一提。

”不是，我们没钱。”谢尔盖叹气，“它需要很多钱，国家拨不出更多的钱给它了。对，是订单，苏联的订单全部来自于军方，不够，养不活它。”

王潇又打击了他们一回：“我估计一开始抄的思路就是错的，你要抄，你就落后了。你永远跟在人家屁股后面捡饭吃。还有一个就是规模化生产。设计你能直接剽窃到手，规模化生产你们做不到。人家卡技术，不会出口精密度高的机器给你们，也不会给你们纯度高的材料，我估计你们半导体的生产工艺也不可靠。”

柳芭苦笑摇头：“我们好不容易搞定了东芝，结果高精度的车床还没用热呢。东芝就倒了大霉，被美国制裁了。”

王潇的八卦之魂熊熊燃烧：“老实说，当时日本是不是也想跟苏联联手，好对抗美国啊？”

她这么怀疑，绝对不是无的放矢。

虽然很多人将二战后的日本描述成美国的狗腿子和傀儡，但日美关系当真没那么简单，或者说没那么纯粹。

70年代，日本经济腾飞，工业产品在欧美大卖特卖，美国却遭遇经济滞胀期，大批工厂倒闭，工人失业。

那会儿美国街头。工人砸日本汽车泄愤是常态。

以日本民族一贯的野心，它在发展的那么好的时候，还甘于为美国马首是瞻，不太现实。

国与国的关系素来微妙。

华夏在苏联陈兵边境，承受巨大压力的时候，都能放在意识形态之争，主动向美国递上橄榄枝，通过罗马尼亚和巴基斯坦从中斡旋，和美国缓和关系——

日本为啥不能跟苏联眉来眼去，好扛对自己虎视眈眈的美国？

一说到这话题，伊万诺夫都呵呵了：“尼克松都宣布访华了，苏联和日本能没反应吗？”

不过当时日本政府是觉得自己被美国盟友背叛了，国内有声音要求改善同华夏的关系。

苏联则是希望阻止尼克松访华，或者邀请尼克松在访华之前先去一趟莫斯科，但被拒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