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板的羞愧瞬间就烟消云散了。

她这人高度敏感，绝不接受任何所谓的自己人绑架。

呵呵，头一个通知我，难道不是因为想拉我入伙，掏启动资金吗？

摆脱了道德的约束，王老板的战斗力麻溜儿就起来了。

她一本正经道：“江主任，这真没必要通知呀。香港和上海的微电子中心就不是一个赛道上的。香港做的是国际主流半导体行业5-10年后的技术研发，大陆半导体与国际主流水平的差距，已经相差10年了。华虹nec都算领头羊了，今年投产的也不过是0.35微米的制程，国际主流是0.18微米呀。大家一个考重点高中，一个考技校，压根不构成竞争关系。”

江副主任差点一口气喘不过来。

她这是在辩解吗？她分明是在戳人心窝子！

王老板越说越理直气壮：“上海微电子中心做0.18微米的中试时候，香港已经在做90纳米，做finfet结构，做硅基光电子了。做的最少也是相差一个代际以上了，打不起来的呀。”

江副主任没兴趣被她牵着鼻子走，直接强调重点：“你这就是在厚此薄彼，牺牲上海微电子中心的未来。”

王潇半点都不惭愧。

因为产业升级不是请客吃饭，资源的优化配置从来都伴随着痛苦的取舍。

国家产业突围的时候，遵循的原则一贯都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啊。将最优质的资源投向最有可能实现突破的阵地，才符合整体利益。

简单地搞平衡或扶持弱者，没有任何意义呀。

她这么想也这么说了。

江副主任被她说的感觉都噎住了，最后只能叹气：“王老板，人才的流失不是那么简单的，它一开这个口子，后面会源源不断。”

他现在想到上海微电子中心的未来，都感觉两眼一黑，前途无亮。

因为王潇的话提醒了他另一件可怕的事，那就是国家资源的倾斜。

在华夏半导体行业如此弱小的情况下，国家不可能同时扶持两个微电子中心，中央的政策和资源会强烈地向香港倾斜，将它视为半导体突破的主攻手。

而在本身就很弱的情况下，少了国家政策的扶持，上海微电子中心还怎么可能真正起得来？

那不是技校和重点高中的问题了，是压根找不到落点的地了。

资源太少的情况下就是这样，不是谁多谁少，而是有和无。

王潇捧着电话机，盘腿坐到了沙发上，因为柳芭要给她换床单。

但挪动位置不影响王老板发挥，她直接反驳了江副主任的话：“江主任，我不赞同你的观点，您这是把香港与上海做零和博弈。但事实上，香港微电子中心起来的话，对上海来说，反而大有裨益。您先听我说完，我真不是狡辩。”

江上舟无奈道：“好好好，我也没说你是狡辩呀。”

王潇笑眯眯的：“那我就不是狡辩。我这回来香港，我发现一件事情特别有意思，就是港府的态度，是正儿八经拿真金白银的态度。”

“之前我决定在香港做芯片厂的时候，其实港府的态度不算多热络。它基本没有给多少优惠条件，给的支持不说类比新加坡和台湾省吧，连萧州都可以甩它十条街。漂亮话是不少，但口惠而实不至。”

“可这一回，我们改主意要做微电子中心了，港府变得特别热情，又是给政策，又是给专项拨款，而且后续还会加投资。香港的大佬们也非常积极，投资的投资，捐钱的捐钱，简直可以说是万众一心。”

江上舟没打断她的话，听着她继续往下滔滔不绝。

“为什么会这样冰火两重天呢？我反复思考过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除了田校长本人强大的号召力之外，最重要的是，香港适合做这个微电子中心。就像您能预见到它的成功一样，港府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愿意投资，所以愿意给它砸资源。”

“现在我们把目光从港府转移到国家政府身上，上海做微电子中心，就相当于之前我要在香港建芯片厂，政府的态度是欢迎，但不会给太多的支持。”

“为什么？因为我们和国际领先水平差距太大了。目前大陆的科研体制和工业基础，尚未证明自己有能力在半导体这种高度全球化、资本密集、技术快速迭代的产业中实现突破。因此，一个纯粹的、国内主导的项目，在争取顶级资源时，天然会面临更多的审视和质疑。”

“我们说我们要在上海做一个华夏版本的imec。可国家很难相信我们真的能做到呀。投入巨资去追赶，是否注定是一场投入巨大而收效甚微的沉没成本？这种不确定性会严重制约决策层的决心和资源投入的力度。”

“换成香港就不一样了呀。由田校长这样的世界级学者领衔，采用imec式的国际一流治理模式，背靠香港的国际资本和法治环境。这样的蓝图能让国家相信，走这条路是可以的，能走得通，而且还有希望快速走到世界前列。它会极大地提升了国家对于投入产出比的乐观预期。”

“它会点燃了国家的战略雄心，因为它把一个模糊的远景，变成了一个清晰可见、可执行的目标。那么，国家才会把它当成一个国家级战略工程。”

柳芭递了杯水给她，说的嘴巴干的王老板接过来喝了一口，然后才笑道：“到了这一步，上海的机会就来了呀，而且是大大的好机会。因为国家一旦下定决心要在半导体研发领域突围，就绝不会只押宝香港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