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麻起义的三万工农革命鄂东红军立刻遭到地方军阀和国民党军的联合围剿，部队分散突围各自在大别山山区隐蔽发展。

1931年1月，鄂豫皖鄂东红军打破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鄂东红1军同红15军会师合编为红4军，共1.25万余人。5月中旬，成立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焘任分局书记兼军委**。

5月底，鄂豫皖苏区红军打破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共歼国民党军3个多团，击溃1个旅。7月，红4军主力由豫南地区南下，在英山、蕲春、黄梅、广济地区展开攻势作战，至9月，共歼国民党军7个多团。10月，在皖西组建红军第25军。

1931年11月7日，红4、红25军在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全军近3万人。红4军军部由方面军总部兼，辖第10、第11、第12师；红25军，旷继勋任军长，王平章任政治委员，辖第73师。红四方面军的成立，标志着鄂豫皖苏区红军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进行更大规模的作战创造了条件。

在黄埔军校一期生徐向前的杰出军事指挥下，红四方面军屡次战胜地方军阀和国民党军队。

经过几年辗转作战发展，张国焘徐向前在鄂豫皖大别山地区领导的，以湖北黄麻起义鄂东军为班底的红四方面军，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大主力红军，足迹遍布鄂豫皖川甘藏，歼敌88万。

三大红军主力在中国南方迅速崛起，作战英勇，军纪严明，吃苦耐劳，人数众多，其综合实力已经超越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军阀，仅次于南京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刚结束中原大战，收编地方军阀权限的蒋委员长立刻着手围剿中国南方的三大红军主力，首先就拿江西南部的中央红军开刀。

中国地大物博，面积广阔，从1927年8月1日江西南昌起义开始，起义军在闽粤转了一个大圈后，最终还是回到江西省南部山区发展，蒋委员长没想到，南昌起义的领导人也没想到。

1930年11月至1931年9月，中央苏区军民先后取得粉碎国民党军第一、第二、第三次大规模“围剿”的胜利，赣西南、闽西两苏区联成一片。中央苏区发展到包括28个县境、拥有15座县城，总面积5万多平方千米，人口达250多万的全国最大苏区。

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江西省瑞金举行，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并选出63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教员任**，项英、张国焘任副**。大会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苏维埃政权的性质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其“全部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同年3月，中央苏区军民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至8月，临时中央政府在中央苏区内建立了江西、福建、闽赣、粤赣四个省级苏维埃政权。临时中央政府在加强政权建设的同时，进行了苏区的经济建设工作。

教员先后提出要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善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等一系列正确主张。中央苏区以农业生产为主，同时发展造纸、织布、制糖、钨砂、军工等工业，并且开办了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了纸币，创建了邮政、交通等事业，发展了文化教育和体育卫生事业。

一碗饭发现：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的红军是一支道德高尚纪律严明的中国现代武装，江西苏区也在实验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工农红军表现出势不可挡的实力，全中国的地方军阀瞠目结舌，中国第三股军事政权正式追求统一全国的政治理想。

南京国民政府、地方军阀、江西瑞金苏维埃政府，三股军事政权在中国国内形成三足鼎立，互不服从，但这时，中国外部却出现一个强敌。

蒋介石在1933年9月起第五次围剿江西红军之前，东北也发生重大事件。

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发起皇姑屯事件，将张作霖乘坐的列车炸毁，张作霖重伤不治身亡。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段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坐镇沈阳的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收到路轨被炸的报告后，当即以关东军代理司令官和先遣参谋的名义，向关东军部队发布进攻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的命令。各路日军向北大营发起猛烈进攻，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

9月19日，二万名关东军迅速占领了南满、安奉铁路沿线的重要城镇营地，随后，又向长春等地发起进攻，三十几万东北军紧急撤退。日军仅用时4个月零18天，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 [

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致使东北3000多万同胞饱受亡国奴的痛苦滋味。

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宁可被日本亡国，也要消灭国内江西红军，他命令以少帅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禁止抗日，禁止反击入侵东北的日军，东北军全部撤往关中西安地区。

1909年的日俄战争时中国东北悲剧在1932年重演，仅过去23年，蒋介石重走慈禧太后的老路，保护自己的权利统治最重要，防内大于防外。

1933年初，日军加紧从中国东北入侵中国华北，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然而，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决心消灭所有红军。

1933年5月，蒋介石在南昌设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组织和指挥对中央苏区及其周边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并决定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同时对苏区实行经济、交通封锁，企图逐步压缩并摧毁江西苏区。

这年夏秋时节，蒋介石一面向美、英、德、意等国大量借款，购置军火，聘请军事顾问和专家；一面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开办军官训练团，并着手制定“围剿”计划，加紧进行“围剿”准备。

这次“围剿”，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50万人。

其部署为：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第1、第2、第3路军，计33个师又3个旅，作为此次“围剿”中央苏区的主力。其第1路军4个师又2个旅位于吉水、新淦、永丰、乐安、宜黄地区；第2路军6个师位于金溪、腾桥、崇仁地区；以陈诚任总指挥的第3路军18个师又1个补充旅作为北路军的主力军，集结于南城、南丰、临川地区。北路军的任务是：由北向南，构筑碉堡封锁线，实施对中央苏区的主攻；以第3路军在第1、第2路军策应下，向广昌方向推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由北路军总司令部直接指挥的2个师扼守赣江西岸的吉安、泰和等地，配合西路军维护赣江交通；总预备队3个师位于临川附近。

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指挥11个师又1个旅，筑碉扼守武平、安远、赣县、上犹地区，阻止红军向南机动，相机向筠门岭、会昌推进，配合北路军作战。

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所部9个师又3个旅，和浙赣闽边守军5个师又4个保安团分别“围剿”湘赣、湘鄂赣和闽浙赣苏区红军，并阻止红一方面军向赣江以西和赣东北机动。第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指挥6个师又2个旅，负责福建防务，并阻止红军向东机动。

空军5个队配置于南昌、临川、南城等地，支援作战。

1933年9月25日，完成“围剿”准备的国民党北路军，以3个师的兵力由南城、硝石向黎川发起进攻。闽东方向的中央红军奉命由福建省将乐、顺昌北上，拟首先消灭进逼黎川之国民党军，进而与国民党东路军在抚河会战。

28日国民党军占领黎川。中央军委为恢复黎川，再令东方红军以一部阻止黎川国民党军南进，主力进攻硝石、资溪桥、黎川；令中央军由永丰、乐安地区东移，攻击和牵制南城、南丰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以保障东方红军收复黎川。

10月6日，东方红军在向硝石前进途中，于洵口、飞鸢与由黎川前出侦察之国民党军3个团遭遇，将其大部歼灭后，于9日进攻硝石。国民党军依托坚固堡垒据守，东方红军攻坚数日不克，伤亡严重。中央军主力阻止南城援军也未达目的。

13日，“围剿”国民党军4个师进抵硝石，东方红军被迫撤出战斗。

10月17日，蒋介石命令“围剿”军继续构筑绵密的碉堡封锁线，稳扎稳打，逐步推进。

18日，驻南城国民党军4个师由硝石进到潭头市，其先头和黎川之3个师又1个旅进占资溪桥。

在此大规模围攻情况下，教员朱德被剥夺红军军事指挥权，临时军事领导人王明博古李德 等人推行“ 左 倾冒险主义”战略，主张在根据地外与敌人决战，导致红军连续作战两个月却未能打破敌军封锁，反而陷入被动。

1933年6月临时中央博古李德又提出“ 分兵作战 ”方针，分散兵力导致战略被动；后期又转为“ 军事保守主义 ”，采取消极防御战术，进一步加剧战局恶化。国民党军采取“ 堡垒主义 ”战术，依托坚固阵地逐步推进；中央苏区经济、物资供应困难，盐铁极缺，外部封锁导致补给线断裂

1933年10月， 博古李德仍令红一方面军主力插入国民党军堡垒密集地区实施强攻。

1933年10月22日，红军以3个师攻击资溪桥和潭头市，主力集结于石峡、洵口、湖坊地区，准备突击被牵动之敌。国民党军据碉坚守，红军连攻4天未克。

10月28日，中央红军军委决定组建红7、红9军团。此后，中央红军军委又令红7军团深入抚州附近地区活动，企图调动金溪及南城、南丰之国民党军。

11月11日，红7军团向浒湾进攻时，在八角亭附近遭到由金溪县城、琅琚和浒湾出击之国民党军的夹击。红3军团驰援，在八角亭东南受阻。

1933年11月12日红3军团向敌阵地攻击，遭受重大伤亡，被迫撤出战斗。红7军团也在阵地被突破后撤退。红军中央军主力于15日奉命由荐源桥至棠阴的国民党军堡垒线间隙北出作战。

11月17～19日在云盖山、大雄关与“围剿”军5个师激战，伤亡严重，被迫向苏区内转移。至此，红军虽经近2个月浴血苦战，却未能御敌于苏区之外，反使部队遭受很大损失，完全陷于被动地位。红军在北线进攻受挫后，中共临时中央转而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要求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以制止国民党军的“围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