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猛地坐直。某些肠溶片或缓释片，确实有特殊包衣，以保证药物在肠道特定部位释放。如果有人在包衣上做手脚，涂上极微量的氰化物（氰化物致死剂量很小），那么当病人吞服时，毒物在食道或胃部就开始溶解释放，而核心药片可能依旧完整或延迟释放，甚至在后续检测中，如果只检测药片核心成分，可能忽略包衣上的异物！

“小澈，你提醒爸爸了！”林海眼睛发亮。他立刻打电话回局里，让技术部门重点重新检测沈国栋胃内容物和血液，并设法找到可能残留的药片包衣成分，分析是否有异常涂层。同时，查询沈国栋所服药物的具体剂型，是否是肠溶或缓释制剂。

技术部门的反馈需要时间。林海连夜梳理三名可疑死亡患者的用药记录。发现一个巧合：沈国栋和三个月前猝死的那位心衰患者，都长期服用一种名为“心达宁”的肠溶阿司匹林。而那位胰腺癌患者，虽然不用阿司匹林，但使用了一种强效止痛药的缓释胶囊。

都是需要特殊包衣或缓释技术的药物。

这不是巧合。

调查重心立刻转向药品流通和接触环节。医院药房、病区护士站的备药、以及……医生办公室的样品药。

医生，尤其是主任医师，经常能从医药代表那里拿到各种新药或特药的样品，用于了解或推荐。这些样品药的管理相对宽松。

陈国平的办公室被申请了搜查令。在一个上锁的样品柜里，发现了多种心血管药物样品，其中包括不同厂家的阿司匹林肠溶片。技术人员在其中一板某个厂家的“心达宁”样品药中，发现其中一片的药片边缘，有极其细微的、肉眼几乎无法察觉的晶体析出残留。取样化验，确认为氰化钾结晶。

这板样品药的生产批号，与沈国栋死亡当晚服用的那板药，完全一致。

重大突破！

面对确凿证据，陈国平被连夜传唤。在审讯室里，他最初的镇定终于出现裂痕。

“陈国平，解释一下你办公室样品药上的氰化钾。”林海将检测报告推到他面前。

陈国平盯着报告，手指无意识地蜷缩，脸色渐渐苍白。长时间的沉默后，他开口，声音干涩：“我……只是想让他们安静。”

“他们？”

“那些质疑我、挑战我专业判断的人。”陈国平的眼神变得空洞，语气却出奇地平静，仿佛在阐述一个医学原理，“沈国栋，他质疑我开的自费药，认为我在赚回扣。三个月前的赵建国，他家属到处跟人说我的治疗方案保守，耽误病情。还有消化科那个老太太的女儿，居然向院办投诉，说我同学用药过度……”

“所以你就杀了他们？”林海难以置信。

“不是杀！”陈国平突然激动起来，又迅速压低声音，带着一种扭曲的理性，“是……终止无意义的痛苦和争执。他们的病情，本身已经注定走向不好的结局。他们的质疑和抱怨，干扰了正常的医疗秩序，影响了其他病人的治疗环境，也……伤害了医生的尊严和权威。”

他推了推眼镜，恢复了一些镇定：“我用的是最快速、痛苦最少的方式。氰化物，细胞窒息，意识丧失很快。比心衰后期的呼吸困难、癌痛折磨，要人道得多。而且，看起来就像疾病自然的终点。家属不必在漫长的陪护中耗尽心力，医院资源也能更合理地分配。我……我是在优化流程，减少不必要的医疗消耗和情感损耗。”

一套极度冷酷、完全物化生命的逻辑。在他眼中，病人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需要“处理”的“病例”，那些提出质疑的，成了需要被“清除”的“干扰因素”。他将自己视为医疗体系的“调节者”和“清洁工”，用最“高效”的方式，“解决”掉那些“麻烦”的病人。

“你怎么做到的？”林海问。

“样品药。我会提前准备好涂有微量氰化钾包衣的药片，替换掉样品板中的一片。当目标病人正好使用那个厂家、那个批次的药时，我就有机会。”陈国平甚至露出一丝近乎得意的神色，“我会在查房或单独交代病情时，将‘加工’过的整板样品药‘无意’中留在护士站，或者直接交给责任护士，说这是新到的样品，让病人试试这个牌子。护士通常不会怀疑。发药时，那片特别的药，就会混在普通的药里，被病人服下。包衣溶解很快，核心药片有时甚至来不及完全崩解，人就已经……结束了。”

他精确计算了剂量，确保致死，又尽量减少尸体上过于典型的中毒体征。他选择夜间或清晨，因为这两个时段医护人员少，抢救反应可能延迟，死亡更容易被归结为疾病突发。他挑选病情相对稳定但有基础重病的患者，这样突然死亡在医学解释上不至于太突兀。

“你为什么选择氰化物？”

“实验室能拿到，剂量小，起效快，症状有时与缺氧性心脏事件有重叠，容易混淆。”陈国平顿了顿，“而且……干净。”

又是“干净”。林海想起“干净的画”里那个凶手对“洁净”的偏执。不同的领域，同样扭曲的、对“有序”和“无瑕”的病态追求。

“你就不怕被发现？”

“我认为我的设计很完美。疾病本身就是最好的掩护。”陈国平的脸上终于掠过一丝疲惫和……茫然，“直到那个老教师……太平间的人多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