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意浸骨的时节，东南大学中文系的阶梯教室里静得能听见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

黄江北伏在桌案前，额角沁出的薄汗顺着鬓角往下滑，他抬手用袖口随意擦了擦，目光依旧钉在眼前的申论试卷上。试卷上的题目是关于基层治理与乡村振兴的策论，他握着笔的手沉稳有力，笔下的文字既有中文系特有的人文温度，又透着一股扎根泥土的务实劲儿——那是他在青城山道观听着道长讲民生疾苦，又靠着乡邻接济一步步走到今天，刻在骨子里的东西。

坐在斜前方的李木森则是另一番模样。一身熨帖的白衬衫，手腕上的石英表走得精准，他答题时节奏分明，眉头微蹙，落笔却干脆利落。作为中文系的学生会**，李木森的履历光鲜得挑不出错，党员身份、连续三年的校级一等奖学金、省级优秀学生干部，旁人提起他，都说是“天生吃体制饭的料”。

这场考试，是中组部选调生的校内选拔笔试，全中文系只拿到两个推荐名额，却涌来了三十多个竞争者，个个都是院系里拔尖的人物。考场上的空气仿佛都凝着冰，每个人的呼吸都放得极轻，生怕一分神，就被别人甩在了身后。

行测的数量关系题，难住了不少人，黄江北却凭着一股韧劲儿，硬是在草稿纸上列了密密麻麻的算式，把最后两道压轴题啃了下来。他想起小时候，道长教他读《商君书》，说“事无礼则不成，人无礼则不生，国无礼则不宁”，那时候他不懂，如今落笔写策论，才明白所谓“礼”，于基层而言，便是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李木森的优势则在面试环节。三天后的结构化面试，五位考官里有两位是中组部下来的干部，问题刁钻又犀利。当被问到“基层条件艰苦，你凭什么能坚持下去”时，李木森挺直脊背，声音清亮：“我父亲是老乡镇干部，我从小跟着他在乡镇长大，见过凌晨三点的乡道，也见过农民丰收时的笑脸。基层于我，不是跳板，是根。”

轮到黄江北时，考官看着他的简历，指着“孤儿，青城山道观收养”那一行，沉声问：“你一路走来，受过很多人的接济，现在要去基层，你想做什么？”

黄江北站起身，身形不算高大，却站得笔直：“我想做个‘传灯人’。当年乡邻们给我一口饭吃，道长教我读书写字，如今我有了学识，就该把这盏灯传到基层去，照亮更多人的路。”

他的声音不高，却字字恳切，落在考官们的耳朵里，泛起一阵暖意。

一周后，中文系的公告栏前围得水泄不通。红色的宣纸公告上，用毛笔写着两个名字，墨色淋漓，力透纸背——黄江北、李木森。

人群里爆发出一阵惊叹，有人羡慕，有人感慨。黄江北看着自己的名字，眼眶微微发热，他想起青城山的云海，想起乡邻们递过来的红薯和馒头，想起那些在煤油灯下苦读的夜晚。

李木森走到他身边，伸出手，脸上带着真诚的笑意：“黄江北，以后基层见。”

黄江北握住他的手，用力点头：“基层见。”

秋风掠过梧桐叶，沙沙作响，像是在为这两个即将奔赴基层的年轻人，奏响启程的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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