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指导员，”他说，“我不打中国人。可上峰有令，我不能不执行。这样，咱们做个样子。你放几枪，我放几枪，然后我撤。回去就说，八路跑了，没追上。”

李向阳盯着他，看了很久，然后笑了：“王大队长，你是明白人。行，就这么办。”

两边对空放了几枪，然后泽喜下令撤退。回到店子上，他给刘德贵写了份报告：“赵家屯八路已闻风而逃，我部追击未果，毙伤数人，缴获步枪两支。”

报告交上去，刘德贵没说什么。可泽喜知道，这事没完。

果然，半个月后，刘德贵又来了。

这次他带了一个连，一百多人，把第三大队的队部围了。

“王泽喜，”刘德贵这次不笑了，脸色阴沉，“你胆子不小啊。假报战功，私通八路，该当何罪？”

“刘副团长，这话从何说起？”泽喜站在门口，身后是陈小狗和几个老兄弟。

“从何说起？”刘德贵甩出一份文件，“这是赵家屯老百姓的联名信，说你到了赵家屯，一枪没放就走了，还给八路留了粮食。王泽喜，你还敢说没通共？”

泽喜心里一沉。他知道，这是刘德贵设的局。赵家屯的老百姓，被收买了，或者被威胁了。

“刘副团长，”他说，“我王泽喜做事，对得起天地良心。你要治我的罪，拿出真凭实据来。”

“真凭实据？”刘德贵冷笑，“拿下！”

保安团的兵冲上来。陈小狗要拔枪，被泽喜按住。

“别动。”泽喜低声说，“动了，就真成反了。”

他被缴了械，关进了禁闭室。陈小狗和其他几个骨干，也被关了起来。第三大队被缴械，八十多人，被分散编入保安团其他部队。

泽喜在禁闭室里关了三天。三天里，他想了很多。想这四年，想打日本人，想保乡队，想现在。想明白了。

刘德贵要的不是他的命，是他的兵，是他的地盘。现在兵收了，地盘占了，他王泽喜，没用了。

第四天，刘德贵来了，带着酒菜。

“王大队长，受委屈了。”他亲自给泽喜倒酒，“我也是奉命行事，上峰逼得紧。不过你放心，我已经跟上峰说清楚了，你是被八路蒙蔽，一时糊涂。现在兵也收了，你也关了禁闭，算是惩戒过了。从今天起，你还是第三大队的大队长，兵还归你带，地盘还归你管。”

泽喜看着那杯酒，没动。他知道，这是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兵还归他带，可人心散了。地盘还归他管，可威信没了。

“刘副团长，”他说，“我想解甲归田。”

“解甲归田？”刘德贵一愣，“你才三十三，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解什么甲归什么田？”

“累了。”泽喜说，“打了四年日本人，四年中国人，打不动了。想回家，砌墙，种地，过日子。”

“这可不行。”刘德贵放下酒杯，“王大队长，你是人才，党国需要你。这样，我给你升官。第三大队扩编为第三营，你当营长，军衔升中校。再给你配个副营长，帮你打理军务。”

泽喜明白了。这是明升暗降。给他个营长的虚衔，派个副营长来，实际控制部队。

“行，”他说，“我干。”

不干不行。不干，就是死。干了，还能活着，还能找机会。

第二天，泽喜官复原职，第三大队扩编为第三营，他当营长，军衔中校。副营长姓周，叫周扒皮，是刘德贵的心腹，四十多岁，一脸横肉，是来监视他的。

周扒皮来了之后，第三营变了样。训练多了，操练严了，税也收得狠了。五个村子，被刮了一层又一层。老百姓怨声载道，背地里骂泽喜是“刮民党”，是“二鬼子”。

泽喜听见，心里苦，可没法说。他现在是傀儡，说了不算。周扒皮掌着权，他说打哪就打哪，他说收多少税就收多少税。

“四哥，”陈小狗有天夜里找他，“这样下去不行。弟兄们都不服周扒皮，老百姓也恨咱们。再这样，人心就散了。”

“我知道。”泽喜说，“可有什么办法？枪在周扒皮手里，钱在周扒皮手里。咱们现在，是人家砧板上的肉。”

“要不……咱们反了？”

“反？”泽喜看着他，“反谁？反刘德贵？反国民党？咱们这百十号人，枪不过五十条，反得了么？”

“那……”

“等。”泽喜说，“等机会。日本人还没走，国共还没打完。这世道，还得乱。乱了，就有机会。”

机会来了。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四月，日军在鄂西北发动最后一次大规模扫荡。

这次规模空前，出动了一个联队，一千多人，配了重炮，坦克。目标是扫清鄂西北的抗日力量，为南撤做准备。

保安团首当其冲。刘德贵命令第三营，在店子上设防，阻击日军。

“这是让咱们当炮灰。”周扒皮脸色发白，“一千多日本人，咱们这一百多人，怎么打？”

“打不了也得打。”泽喜说，“这是命令。”

“命令？”周扒皮冷笑，“王营长，你是想让我死在这儿吧？”

“周副营长，”泽喜看着他，“你要是怕死，可以走。我带着弟兄们打。”

“走？往哪走？临阵脱逃，是死罪！”

“那就打。”

战斗打响了。

日本人炮火很猛，店子上那堵高墙，挨了几十发炮弹，塌了大半。第三营死伤惨重，一百多人，打了半天，只剩四十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