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松开她，走到窗边，看着楼下。

那辆迈巴赫还停在那里，车灯已经熄灭，像一头沉睡的兽。

“我不知道。”我轻声说，“去美国，意味着要接受陆司琛的帮助，要和他重新捆绑在一起。不去，可能失去一个孩子。”

“或者两个。”Sophia轻声补充。

“或者两个。”我重复。

窗外，新加坡的夜空没有星星，只有城市的光污染映出的暗红色天幕。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

对很多人来说都是。

第三节：第三条路

凌晨两点，手机震动。

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号码，但区号显示是波士顿。

我接起来。

“苏清婉女士吗？”一个温和的男声，带着美式口音的英语，“我是Jonathan Miller，波士顿儿童医院胎儿心脏病中心的主任医师。很抱歉这么晚打扰您。”

我坐起身，打开床头灯。

“Miller医生？”

“是的。您的朋友陆先生联系了我，发来了您今天的超声影像和报告。”他的语速不快，每个字都很清晰，“我想和您谈谈另一种可能性，在您做最终决定之前。”

“另一种可能性？”

“陆先生告诉我的情况是，您正在考虑是否来美国进行宫内干预手术，或者……进行选择性减胎。但我想告诉您，还有第三条路。”

我的心跳加快了。

“请说。”

“根据您的影像，宝宝B的左心室确实发育不良，但右心室功能完好，心房结构正常。”Miller医生的声音很专业，但带着一种安抚的力量，“这种情况，我们有一种相对较新的治疗方案，叫做‘单心室修复路径’。”

他耐心解释：“简单说，我们不试图修复左心室，而是通过一系列手术，让右心室承担全部的泵血功能。孩子出生后，会进行三次阶段手术，通常在六个月内完成第一阶段。”

“成功率呢？”

“在我们中心，类似病例的五年存活率是85%。”他说，“但我要诚实地告诉您，即使手术成功，孩子未来的生活质量会受影响。不能剧烈运动，需要终身服药和定期复查，而且……预期寿命可能比常人短。”

85%。

比陈医生说的“存活率不高”，具体了很多。

“这种方案，需要去美国做吗？”

“前两次手术需要，第三次可以在有经验的亚洲中心完成。”Miller医生说，“但孕期监控和分娩最好在我们这里，因为我们有最完善的多学科团队，可以应对任何突发状况。”

“费用呢？”

“全部流程，包括您在美国期间的生活和医疗，大约需要一百五十万到两百万美元。”他顿了顿，“陆先生说费用不是问题，但我想您有权知道数字。”

一百五十万到两百万美元。

陆司琛说得轻描淡写，但这是一个普通人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

“我需要考虑。”我重复着今天说过无数次的话。

“当然。”Miller医生很理解，“我建议您和您的家人充分讨论。但请记住，如果您选择这个方案，我们需要在四周内开始准备。这是时间窗口。”

挂断电话后，我再也睡不着。

我打开电脑，搜索“单心室修复路径”。医学论文、患者论坛、幸存者博客……我看了三个小时，直到天边泛起鱼肚白。

我看到了希望，也看到了痛苦。

看到那些术后孩子天真烂漫的笑容，也看到父母深夜在论坛上倾诉的焦虑和恐惧。

清晨六点，手机又响了。

这次是陆司琛。

“Miller医生联系你了？”他问。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