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子里穿警服的狱警和穿灰白条“斑马衫”的犯人从我身边穿行而过。

监狱内俨然就是一个社区。

监舍楼内处处张灯结彩，贴满了对联、挂满了彩灯。

“还有一天就要过年了，监狱里的犯人也要过年的。”教导员解释说，“因为我们监区有病犯，所以，被安排在顶楼四楼，我们有两个分监区，平时重病犯人基本上不出监区，病情较轻的犯人会出工劳动。”

上楼时，一队队其他监区的犯人从我背后跑了过去，一窝峰地冲进了监舍。

犯人们用狼一样眼神直愣愣地盯着穿便装的我。

过了“隔离区”四个字时，我到达了病犯监区。

教导员把我送到值班室，然后，向值班民警叮嘱一番后，他就走了。

值班民警是三十多岁的瘦高男民警，方脸，大眼睛，他说：“我叫刘达。”

“我叫齐枫。”

“好的，小齐，你先在值班室休息吧！”他把我安置在值班后，就过去了锁了监门。

值班门口是铁门，铁门栏杆上挂着一块牌子，写着值班民警姓名、押犯人数。

透过铁门的拦杆可以看到里面是一条长长的走廓。

走廓右边是一个个罪犯寝室，走廓左边是储物间、厕所等。

走廓里面灯光明亮，墙壁上挂着黑板，上面是罪犯写的一些小诗和改造宣传语。

黑板旁边是一张大榜，上面写着每个罪犯的姓名及月考核分数。

光头、穿着毛衣毛裤的罪犯们在走廓里来回走动。

他们在洗衣服、剃头、抽烟、闲聊、打扫卫生。

像个热闹的大学生寝室，里面还不时传出电视机的声音。

我心里还在惦记着那个冰柜里的犯人，同时，也陷入了无尽的沮丧。

我对监狱是完全陌生的，我父母是普通教师，我从小酷爱武术，练就了过硬的笔杆子和运动员一样的身体。

我大专毕业后成为一名镇政府临时工，当过人口普查员、政府秘书。

工作八年后，我决定换一种生活，因为不是公务员，相亲屡屡受挫。

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失眠，健忘，几乎抑郁。

我们吃过晚饭后，小刘依然不提那个冰柜的事。

我忍不住地问他：“我们什么时候去看那个冰柜？”

他微微一笑，“别着急，天黑以后，到时我叫你。”

晚上七点，看守大队巡逻队的民警开始每个楼层“点号”，也就是点犯人数。

犯人们在监门内的走廓里蹲成整齐的两排。

小刘打开监门走了进去，他站在走廓中间，停下。

然后，他开始向走廓深处走，犯人们喊着：“一、二、三、四……”

每个喊数的犯人都会站起来，像慢镜头回放的多米诺骨牌。

他们站起来的速度和小刘的步伐刚好吻合。

小刘走到走廓尽头时，犯人正好喊到了“九十九。”

点号完毕，看守大队用他们的专用锁锁上监门。

锁完监门，小刘开始写值班记录，很认真地写了十分钟。

晚上七点二十分，天黑透了。

小刘从抽屉里拿出手电，严肃地对我说：“我们现在就去吧！”

“去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