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前人已经给过我们答案。

Herman Hesse说过，"Some of us think holding on makes us strong. But somtimes it is letting go."

《最后的告别》中提到许多具体的案例，其中最让我泪流不止的便是萨拉·莫洛波利的结局。

“那天，随着病情继续恶化，萨拉陷入了昏迷。她的丈夫里奇回忆说，第二天晚上一整夜，‘她一直可怕地呻吟’。死亡无法掩饰。‘我不记得那是吸气还是呼气，但听起来非常非常非常恐怖。’

她的父亲和姐姐仍然觉得她可能还会恢复元气。但是，其他人离开房间后，里奇跪在萨拉旁边，哭着对她耳语道：‘可以放手的，不用再战斗了，我很快就会同你再见的。’

那天上午晚些时候，她的呼吸变慢了。里奇说：‘萨拉好像只是吓了一跳。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然后就悄无声息了。’”

这段描述让我记起了我外公过世时的情形。

在外公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后，我妈曾把他从湖南老家接到我们在广州的住处，想要好好照顾他。我们都认为广州的环境要比湖南好得多，这里的社区基础设备齐全，出行方便，医疗技术更先进，空气好、绿色植物多。但外公似乎并不开心。每天从学校回到家，我都看到他坐在阳台的那张靠背椅上，一个人抽着烟，看着外面一成不变的绿化、喷泉、儿童泳池和跳广场舞的老人们。他在这里没有朋友，也没有精力再去结交新的朋友。

那段时间我明显感觉到他的低落，以至于我自己也变得抑郁起来。

后来他还是回到了湖南。他住不惯，要求要回去。现在回想，我很高兴当初没有人坚持让他留在广州。

虽然妈妈对此感到遗憾，但我看得出来，她松了口气。或许在潜意识里，她也是明白的：这种时刻，没有什么比快乐更重要了。

在这之前的那个暑假，我妈曾给我看过外公留下的遗书。肿瘤带给他的疼痛让他难以忍受，因此有天夜里，他趁着外婆入睡，自己偷偷跑进厕所，反锁了门，点起火想要闷死自己。外婆及时醒来，叫来舅舅，将他送到了医院。选择自杀前，外公写下了那封遗书。

拿到遗书的那一刻我便落了泪。我不希望他死去，但我无法想象一个人究竟是痛苦到什么地步，才会宁可选择死去。我很矛盾。

2012年5月12日，没记错的话那天周六，学校安排上课。我读高二，再过两个月就要成为准高三生，开始暑假的补课。但我请了假，和我妈一起赶回湖南老家的医院。

下着雨。上午十一点，我和妈妈赶到医院。下午五点四十三分，我们送走了外公。

那一整年来，我没有和外公说上一句话。包括那一天。

他一直处在昏迷的状态。最后，或许是因为难以呼吸，他时常在昏迷中剧烈地、可怕地抽气，两条胳膊高高弹起。妈妈和舅舅扑上前按住他的胳膊。我听到妈妈在他耳边说，“爸爸，爸爸”。

那是个漫长而煎熬的过程。大约是医疗技术的限制，我看到的并不像《最好的告别》中描述的那样让人心寒。外公身上没有插满管子，只有两根呼吸管连通他的鼻子。他还在输液。但我再也没有见过比那更可怕的场面。他总是呼吸困难，在失去意识的情况下痛苦地抽动、抬起胳膊。他很瘦。比我以往见过的任何人都要瘦。他紧闭着眼睛。我没再看到它张开。

我没有试着和他说话。

直到外公停止呼吸，葬仪师赶来替他更衣、化妆，我都一直在看着他。我哭了很多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法思考。更小的时候，我经常和外公外婆一起生活。外公骑着自行车，时不时接我上下学。他教会了我骑车，也给我尝过香烟的味道，把我呛得半死。他总是笑呵呵的，瘦瘦高高的个子，看上去还很硬朗，很年轻。

而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我看到了他最难看、最虚弱、最痛苦的样子。这不是我想看到的。

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也不是外公希望的。

或许就是从那时起，我决定我要尽可能选择自己的死亡方式。

我想在我最喜欢的地方，用我最乐意接受的方式，以我最想要的面貌，在最少的痛苦中死去。可惜那时我能想到的，唯一可以实现这个目标的方式，只有主动死亡。

《最好的告别》却告诉我，“善终不是好死，而是好好活到终点”。

我因而重新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我想，等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之后，我会开始做准备。

我也会与我的家人交谈，和他们一起做准备。

为他们的终点，也为我的终点。

全书的尾声在作者将父亲的骨灰撒入恒河后结束。

我曾在《项塔兰》中读到过印度，也曾在《刀锋》里间接接触过那里的信仰，却没有哪一次像今天这样，产生了去看一看的欲望。

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曾喜悦、忧虑、悲伤、痛苦，也曾感到无能为力，又或是充满希望。

最为感谢的，却是它结束的方式。

感谢它结束在恒河水流、薄雾散尽的温暖时刻。

在这样的安宁中，我合上书，听到了窗外的雨声。

我感到自己重新活了过来，向死而生。